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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亿资产沸腾一场盛宴开启?来看李迅雷怎么说

加入日期:2023-3-7 12:22:27

  顶尖财经网(www.58188.com)2023-3-7 12:22:27讯:

  刚刚,10万亿中字头股票全线沸腾。最近,围绕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做优央企、国企改革等议题,市场讨论得也相当多。

  知名经济学家李迅雷最近发文表示,“今后,随着房地产的长周期回落,土地财政的贡献会减少。我的建议就是从土地财政转到股权财政。国有企业总资产超过300万亿,如果300万亿的资产回报率能够增长一个点,则对财政的贡献就是3万亿,将足以弥补土地财政收入的下降。”

  中字头沸腾

  回到市场,今天市值近10万亿的中字头集体沸腾。其中,中国海油A股触及涨停,股价创出上市以来新高。在港上市央企股也集体上涨,中国海洋石油涨超5%,中国石油化工股份、中航科工涨超4%,中海油田服务中国石油股份、中国中铁涨4%。

  3月6日,国资委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瞄准国有企业功能定位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助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上交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蔡建春表示,与5年前相比,国有上市公司利润增长70%,但市值仅增长10%;市净率为0.86倍,下降30%,明显低于全市场1.6倍的平均水平。他建议,推动央企估值水平合理回归,推动央企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价值挖掘和提升。

  从知名经济学家李迅雷的观点来看,对于央企的认识可能还要提到更高的战略水平。在《从“土地财政”转向“股权财政”,2023年全球经济走势与中国应对之策》一文中,他指出,今后,随着房地产的长周期回落,土地财政的贡献会减少。“我的建议就是从土地财政转到股权财政。国有企业总资产超过300万亿,如果300万亿的资产回报率能够增长一个点,则对财政的贡献就是3万亿,将足以弥补土地财政收入的下降。”

  李迅雷认为,2022年5月份,国资委推出关于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的方案,制定了到2024年的全面验收评价,方案包括很多角度,有股权激励、ESG考核等,有利于提升央企的估值水平;如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以及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引进战略投资者如民营企业来参与等,则国有股权的流动性和估值水平都有望进一步提升。

  李迅雷观点全文

  李迅雷:从“土地财政”转向“股权财政” 2023年中国经济应对之策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支出是刚性的,支出还会不断增加。我的建议是从土地财政转到股权财政。

  全球经济为何疲弱

  当前的全球经济,跟2019年之前差不多,当时没有疫情,全球经济在往下走,2019年中国出口也接近零增长。三年疫情,中国出口反而好了,因为全球供应链出现问题了。现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基本恢复了,但是之前的需求不足问题依然存在。

  2019年时我曾判断,全球经济可能要步入一个低增长、高振荡的时代,因为长期和平带来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从历史来看,解决结构性问题往往是通过战争,这对人类是一场灾难。

  即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同样也面临诸多压力。

  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我们处在历史上人口数量最多的时代,虽然中国人口已经负增长,但全球人口还会高歌猛进,非洲、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还会持续增长。二战结束时,全球人口是25亿人,现在超过80亿人。当人类扩张,其他物种被动收缩,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比较紧张,我们现在遇到的病毒恐怕也跟这个趋势有关系。按照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统计,过去50年,70%的生物灭绝了,还有100多万种生物面临灭绝。病毒需要寻找新的宿主,疫情也许跟人的过度扩张有关系。

  第二,国与国关系紧张,俄乌冲突,中美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摩擦加剧,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以及紧张感。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外需下行的压力。

  第三,长期和平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当少数人收入占比越来越高,大部分人可能就选择了内卷或躺平,所以社会矛盾也在加剧。

  这些问题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能是比较长期的。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已经77年,一战与二战的间隔时间只有21年,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长期的和平,是因为在信息社会,信息高度对称,大家认为战争的代价太大了。但是没有战争,一些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还有人口过度膨胀及超老龄化问题等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又如,30年前,中国GDP占全球份额只有2%,现在占到全球的18.5%;1992年时,欧盟GDP占全球份额是33.4%,现在下降到17.8%,低于中国。这些变化势必对全球模式带来冲击,全球需要一个再平衡。

  2010年之前,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是非常顺畅的。全球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引领者,比如二战之后是美国,上世纪80年代是日本。上世纪90年以来,“亚洲四小龙”、东南亚、日本对美均出现出口份额的下降,唯有中国是上升的。

  我们一直在批判日本有很多政策失误,导致了失去的20年。我认为不仅因为日本政策失误,也有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当一个国家占全球份额太高的时候,就会受到阻力。有一张照片,是1987年美国三位共和党议员在国会大厦前,用锤子砸碎东芝收音机。所以,只要一个国家在全球抢占的份额太大,都会引发冲突。当中国经济开始放缓的时候,谁又会崛起呢?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所以中国还有机会。

  到目前为止,印度GDP只有中国的1/5,印度人口已经超过中国。30年前,印度人均GDP是超过中国的,为什么印度崛起如此之难?跟文化有关,比如印度女性就业率非常低。印度总人口超过中国,但印度劳动力数量只有4.7亿人,中国是7.9亿人。这样的经济结构与劳动力格局下,中国低端制造业可能会向海外转移,但中国制造业优势依然存在。

  中国经济长期压力是内需,短期压力是外需

  目前中国经济仍受到美国经济的影响,美联储还会继续加息。美国通胀何时会回落?短期内还是有难度。为什么美国利率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通胀依然那么坚挺,失业率仍在创新低?

  如果把时间拉长,我相信美国通胀肯定会回落。如果把美国就业人口数据和劳动参与率数据进行比对,会发现迄今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如劳动参与率已经明显下降了。

  我的判断是,美国应该会在今年结束加息周期,至于下半年还会不会加不好说,要看2月份通胀数据。在如此快速的加息过程中,美国经济、金融市场都会受到影响,一个国家不可能持续加息而经济依然坚挺。

  一旦美联储终止加息,我们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就会被打开,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全球经济下行过于担忧,各国经济都有一定韧性。

  中国经济的长期压力还是在于内需,短期压力是外需。短期压力在疫情之前已经有过了,只不过疫情基本结束以后,问题会更多显现出来。

  内需是一个长期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把恢复消费和扩大消费放到优先位置。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跟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比,都处在一个相对低的位置。这有文化传统的因素,如中国人喜欢储蓄,也有自身的结构性因素,比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名义GDP增长幅度、收入结构偏差等。但与之对应的是,我们的投资率提高了,我们通过招商引资、投资拉动的模式来获得经济增长。中国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中,资本形成占比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这样的模式有它的合理性和优势,但到了外需不足时,转型紧迫性就会提高。这种长期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转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5年时间是不够的,彻底转型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老龄化加速。德国、日本、中国三个国家相比,老龄化最平缓的是德国,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用了36年时间;其次是日本,用了12年;再次是中国,大概只需要9年。到2030年,中国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对投资拉动模式会带来较大挑战,经济转型压力会加大,我们需要有大量的“补缺口”。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方式,若用围棋比喻:已经下了很多先手棋,但补手棋还是比较少。随着老龄化加速,我们要把养老缺口补上,财政投入会非常大,债务扩张速度会非常快。西方国家基本属于未老先富,我们是未富先老,宏观杠杆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能还多一点。所以,今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会非常大,这需要我们从理念、政策上考虑可能的举债模式。

  房地产曾长期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现在可能会一定程度拖累经济增长。基建投资可以弥补一定的房地产下滑带来的缺口,但不能够完全弥补。我们用房地产加基建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会发现在2017年已经出现了拐点,即便用再多的基建来拉动经济,还是弥补不了房地产投资下行的速度。同样道理,中国城镇化进程还有很大的空间,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老龄化加速,若年轻化率乘以城镇化率,其变化曲线在2017年也出现了下行的拐点。所以,未来政策因素会对稳增长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政策通常只能让斜率变得平缓,却不能逆转趋势。

  2023年中国经济政策如何应对

  随着外需的走弱,我们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来弥补外需下行对稳增长带来的压力。未来经济对政策的依赖度会进一步提高。

  2023年,我认为通胀压力并不大,但就业压力可能会比较大。每当出口增速接近于零时,就业压力就会上升。今年又是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创新高的一年,到年中尤其是7月份,年轻人就业压力会凸显。

  对经济有利的方面是疫情防控优化之后,经济恢复速度是超预期的。去年12月时,大部分人都估计今年一季度GDP会负增长,现在我预计可能有3%以上的增速。

  当然,长期消费内生动力还是不足,内生动力不足来自收入增速偏缓,同时收入占GDP比重偏低。这是一个长期问题,短期很难得到解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每次经济下行,政策上都要稳增长。但稳增长都是靠逆周期政策,逆周期政策主要靠投资拉动。即消费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屡屡被投资替代。为此,我们在逆周期推动经济稳增长的同时,还要推进改革,包括培养消费动力和消费热点等。过去拉动经济增长,一个靠房子,一个靠车子,当传统汽车走下坡路的时候又出来新能源汽车,但需要清醒认识到,汽车需求还是有限的。

  总体来看,我们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2023年,GDP增速有望在5%以上,但还需要很多政策支持。当外需走弱时,内需必须通过政策来加力。

  过去我们扩内需主要是拉动投资,现在扩内需要到消费层面,这也需要政策配套和支持。一方面,财政政策提出了要“加力提效”,这方面空间应该会比较大。过去,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已经非常大了,能不能中央财政也加把力呢?中央财政债务余额占GDP比重只有20%左右,美国联邦政府杠杆率是130%左右,日本政府是250%左右,我们中央政府的举债空间很大,我的建议就是发特别国债。我觉得,政策工具很多,看怎么用,要不要用。

  中国经济要转型,要靠消费来拉动,但是投资还是起到关键的作用,让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作用,需要持续推进改革;但在外需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还得让投资起关键性作用。其中,政策性银行在运用新的融资工具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支出是刚性的,支出还会不断增加。过去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跟土地财政以及土地增值密切相关,随着房地产长周期回落,土地财政贡献会减少,需要有新的来源。我的建议是从土地财政转到股权财政。

  国有企业总资产超过300万亿元,如果资产回报率能够增长一个点,则对财政的贡献就是3万亿元,足以弥补土地财政收入的下降。

  2022年5月,国资委推出关于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的方案,制定了到2024年的全面验收评价,方案有股权激励、ESG考核等,有利于提升央企的估值水平。如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引进战略投资者如民营企业来参与等,则国有股权的流动性和估值水平都有望进一步提升。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去年金融街论坛上讲到,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我们什么资产被低估了?即便没有被低估,是不是可以通过并购重组、完善公司治理来提升估值水平?这跟土地增值逻辑是一样的。所以,这方面股权财政大有可为。

  货币政策上,我判断,稳健宽松的总基调不会变,但会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来达到“精准有力”的效果,同时降准降息空间依然存在,因为中国跟美国不一样,我们面临的通胀压力并不大。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份额是30%,人口在全球比重是17.5%,有大量产能供给国内。如果出口份额下降,则供大于需,价格自然上不去。故关键还在于拉动内需来促消费,通过促消费来带动就业。因此,无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稳增长方面,力度可以更大,不用惧怕通胀。

  (作者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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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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