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需要避免滑入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权衡取舍的“菲利普斯曲线陷阱”，原因在于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不利于扩大社会在生产、会阻碍转型升级和结构性改革，从长期来看不可持续。

　　大开货币、财政闸门，会放出“笼中之虎”

　　肖远企指出，进入上世纪80年代，全球通胀水平持续下行，西方进入所谓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更是出现“通胀消失之谜”，通货膨胀率长期维持在历史低位。即便到2021年，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率突破了所谓“温和通胀水平”的目标上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央行仍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的(transitory)，只是受到某些个别因素的扰动，很快就会消失。直到2022年初，随着一些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发达经济体才真正认识到通货膨胀的严重性。美联储更是两次加息75个基点，欧央行也跟进加息50个基点，动作之大超出许多人的预期。

　　肖远企认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发达经济体坚持认为通货膨胀不是主要关注点，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在于，全球化带动资源优化配置，不仅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也为世界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带来源源不断的低价商品，使它们持续享受全球化的消费红利。

　　同时，传统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失效，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停滞，宽松货币政策产生的大量流动性淤积在金融体系内部，对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起到明显拉动效果。另外，资产价格过度膨胀，导致货币周转速度降低，抵消了货币供应量增加的效果，在总产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长期维持在低位。

　　不过，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幅放松货币和财政闸门，向市场注入超量流动性，并大幅增加政府支出，以刺激消费支出和促进经济增长。肖远企表示：“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但也终于把通货膨胀这只‘笼中之虎’放了出来。”

　　今年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9.1%，继5月之后再次刷新1981年1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欧元区通胀率升至8.6%，德国、法国、英国三大欧洲经济引擎的通胀率分别高达7.6%、5.8%、9.4%，远超近十年的平均水平；日本核心消费者通胀率达2.2%，连续3个月高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胀率已超过10%，斯里兰卡、土耳其等国的通胀率甚至分别高达59%、80%。

　　肖远企还指出，主要发达经济体出现高通胀的直接原因来自供给侧方面，如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特殊因素造成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不畅，以及农产品、大宗商品供应受阻等。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两次应对期间，政府赤字和货币供应大幅增加所致。

　　实际收入下降、账面财富缩水，致通胀感知更敏感

　　肖远企认为，近一年多以来，通货膨胀之所以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受阻与物价水平上涨，近期占人口比重最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水平开始下降。这就使社会整体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大幅降低。

　　二是随着逆全球化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乌克兰危机导致产业链受阻，部分产品价格在短期内大幅上涨。导致居民生活成本，特别是食品和能源等价格快速上涨，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三是随着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调整。截至2022年6月末，美国三大股指分别较高点跌去15%、21%和30%，法国、德国和日本股指下跌17%、20%和8%，美国和欧元区的房地产价格季度环比增幅分别从5.5%和3.2%放缓至3.6%和1.7%。居民账面财富缩水，也使更多民众对通货膨胀更加敏感。

　　靠通胀刺激经济长期看是饮鸩止渴

　　肖远企指出，菲利普斯曲线所提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取舍并不是“万灵药”。

　　“通货膨胀可能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提振经济、降低失业，但长期来看，在‘货币中性’影响下，超额货币投放的唯一结果只会是物价水平的上升，实际产出增长不会受到影响。宏观经济决策应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肖远企表示。

　　一方面，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不利于扩大社会再生产。肖远企分析表示，高通货膨胀意味着社会整体物价水平大幅上涨，在此过程中，原材料上涨幅度通常高于终端产品。例如，2022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PPI月度同比增幅分别达到11%、10.8%、11.3%，高于同期CPI 8.3%、8.6%、9.1%的增幅。微观层面，生产者利润被不断挤压，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减弱，不愿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产品。宏观层面，这导致产业结构转移甚至产业空心化，最终可能出现产业失衡和经济增速下降。

　　另一方面，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会阻碍转型升级和结构性改革。过度货币投放形成的经济繁荣本质上是虚假繁荣，如果过于依赖这种虚假繁荣，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可能会显著放缓。

　　肖远企认为，虚假繁荣反而抑制了经济社会进步的动力。他举例称：“据统计，美国、德国、英国以索洛剩余形式衡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10年，较危机前10年分别降低了6.5个、2.2个和13.6个百分点。这说明，虽然通过实施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表面上走出了危机阴霾，但实体经济受到的损伤和扭曲，并没有得到有效修复。”

　　因此，他认为，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从长期来看不可持续。

　　“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趋弱，但为抵抗通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性政策。长期宽松环境助长的高债务，已成为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肖远企提醒，未来一段时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债务风险上升、通胀率持续高企以及紧缩政策与经济增长如何平衡等难题，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文章来源：券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