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凯盛融英赴港上市，中国证监会国际部两次对其出具了反馈意见。第一次在2021年8月6日，中国证监会官网披露的反馈意见显示，针对政府补贴问题，中国证监会国际部要求凯盛融英补充说明其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是否合法合规。2018年至2020年，凯盛融英收到的政府补贴分别为379.7万元、945万元、758万元。监管部门也要求其补充说明历次增资和转让的价格以及定价依据、合规性以及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在2021年底的二次反馈意见中，中国证监会国际部则指出，凯盛融英存在由证券公司付费、向证券公司客户(主要是基金经理等)提供服务的业务模式，对此，监管部门要求凯盛融英就该等业务模式的合规性等问题进行说明或补充披露。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按2020年的收入计，凯盛融英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专家知识信息服务供应商，市场份额约为33%。同时，其在全球五大行业专家知识信息服务供货商中排名第五，市场份额约占3.2%。

　　业绩方面，凯盛融英收入总额由2018年的3.85亿元增至2019年的4.61亿元，再增至2020年的6.44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29.2%，而纯利则由2018年的8450万元增至2019年的9270万元，再增至2020年的1.666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40.4%。

　　凯盛融英在招股书中表示：“我们分别与客户及专家订立合约，在上述各种情况下作为独立人士进行公平磋商，而我们的客户及专家之间并无合约关系。在我们与客户及专家的单独交易中，担当委托人，而与我们的专家网络成员之间或与客户之间并不存在劳务、雇佣、代理、合伙或合资关系。”

　　凯盛融英称，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及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资料，截至2021年9月30日，凯盛融英的客户基础包括中国20大证券公司(按总资产值计)的所有公司。凯盛融英通过向这些证券公司提供专家访谈服务获得大部分收入。2018年、2019年、2020年及2021年前九个月，凯盛融英的前五大客户分别占公司总收入的27.5%、24.1%、24.6%及24.9%。

　　中国证监会国际部提出的问题包括，凯盛融英的三方业务模式的具体内容及收入情况，如所涉付款方、服务对象的类型，服务对象未直接向你司采购服务、而采用三方业务模式的原因及合理性、三方业务模式下的收入定价方式等。

　　监管部门的疑问不无道理，记者查询天眼查信息发现，在凯盛融英与长城证券的一则服务合同纠纷中，凯盛融英向长城证券索要专家顾问服务费2500多万元。

　　2018年5月25日，原告凯盛融英、被告长城证券签订了《行业专家顾问使用服务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指定对象提供行业专家顾问服务。后原告依约提供专家顾问服务，被告以每季度从接受服务的对象处收取的席位佣金的80%作为专家顾问服务费支付给原告。就因为服务费的结算方式问题，二者对簿公堂。

　　并且，中国证监会国际部还对凯盛融英三方业务模式等是否符合证券经营机构廉洁从业相关规定产生质疑。要求凯盛融英在相关收入、毛利率、成本费用、大额预付款(如有)等方面说明公司的三方业务模式或者收入受证券市场交易规模影响的其他业务模式是否存在违反廉洁从业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等规定的情形。

　　此外，凯盛融英存在营收单一的问题，专家访谈业务占到了公司总收入的8成以上。

　　凯盛融英称，“专家访谈服务使客户能够及时获取专业知识和业务见解，提高决策效率。此外，专家访谈为客户提供目标主题相关的有价值意见及深度见解。我们按时数计算专家服务费。专家通过彼等选择的支付渠道收款，包括银行转账、微信及支付宝支付。一般会在相关访谈结束后一星期内向专家付款。”

　　但从招股书中的风险提示可以看出，凯盛融英存在专家质量不可控，客户及专家绕过凯盛融英的服务直接接触或付款的风险，这些都可能会对凯盛融英的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