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标准》公布了典型违规行为的处分标准，对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的责任区分，对董监高的内部责任区分，上市公司“脱胎换骨”等整改情况的考量等问题作出集中回应。上交所表示，通过《实施标准》的公开，将进一步提高交易所的监管透明度，强化外部监督，规范监管履职行为，提高监管公信力。

　　三个区分突出精准监管

　　《实施标准》分为“总则”“一般规定”“分则”“附则”四章，共62条。整体来看，《实施标准》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具备量化条件的常见违规类型规定了基本量化标准，并适当辅以“情节严重”等定性规定；对不具备量化条件的违规，作出定性规定。同时，通过进一步规范处分工作的内部程序，确保类案处理的公平一致。

　　《实施标准》以“宽严相济”作为责任区分的基本指导原则，着力精细责任区分，提高自律监管的针对性，在区分不同案件类型、同类不同个案、同案不同责任主体等方面作出针对性、差异化安排。

　　首先，区分案件类型，严厉打击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的实质违规。《实施标准》按照“管少管精才能管好”的要求，区分不同违规案件类型，考虑违规行为的性质和特点，在责任标准、处理力度上有所不同。对违规性质属于单纯的信息披露形式瑕疵、日常工作疏忽，也未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市场反响不大的案件，主要以警示教育为目的，处理力度较轻。

　　反之，对市场反响强烈、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扰乱证券市场秩序、触碰监管红线的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重大并购重组违规等重大恶性违规，《实施标准》严格落实金融委、证监会“零容忍”的工作要求，明确公开谴责等较高档次的处分标准，对主要责任人严惩不贷。

　　其次，区分个案情节，充分考虑整改情况、主观过错等作出差异化处理。《实施标准》立足监管实践，综合考虑涉案金额和比例、实际损失、市场影响、整改情况、主观过错等主客观具体情节，作出从重或从轻的差异化处理。典型情形如：自查自纠、快速整改、挽回损失并按规定认真披露的违规行为，可作为从轻、减轻或免除情节；当事人明显疏忽所致的“无心之失”，也将其主观状态作为重要考量情节；涉案金额巨大、占比很高、对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市场影响恶劣的违规行为，或者故意实施、被发现后拒不核实、拒不整改也不及时对外披露的违规行为，依规严肃查处。

　　具体条文上，《实施标准》采用“总-分”结构规定考量情节，在第二章“一般规定”中，归纳总结共性的从重及从轻、减轻、免除情形的同时，还在第三章“分则”中逐条列示了典型违规类型的考量情形，以提高处分标准的易用性与操作性。

　　此外，区分不同责任主体，对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董监高责任作出合理分配认定。同一个案中，《实施标准》根据责任人的权限范围、履职情况、知情参与情况、作用大小等，合理认定与分配不同主体责任，做到责罚相当，尤其注重提高区分上市公司责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责任的精准度。

　　例如，《实施标准》第十一条明确，涉及控股股东、实控人滥用控制地位主导的违规行为，由其承担主要责任；上市公司确不知情、没有明显过错，董监高已勤勉尽责仍不知情，且发现违规后能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的，给予从轻、减轻或免除的考量。

　　上交所持续增强自律监管公信力

　　上交所公司监管负责人表示，《实施标准》设计过程中结合了上交所多年纪律处分实践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梳理了大量同类案例，对其进行责任区分、精细分类。“上市公司纪律处分工作经过多年实践，对典型违规行为已形成比较成熟的内部处理标准，目前已具备对外公布的条件。今后还将根据市场情势和监管导向持续优化完善。”

　　上交所强调，将认真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持续分析总结处分实践，优化完善案件处理，着力精准监管、科学问责，不断增强自律监管的公信力，促进上市公司规范治理、完善内控、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法律界专家分析，“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核心是依法治市。依法治市需要市场各方法治思维、法律意识的培养，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监管机构而言，将处罚标准绝对地、简单地量化，不一定是最好的规则制定方式，其好处是直观，但副作用是比较刚性，容易‘一刀切’。此次《实施标准》坚持‘宽严相济’的原则，有相对明确的量化标准，也有适当的裁量空间，总体达到平衡，与交易所的监管职能比较匹配。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