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司长欧鸿介绍，受疫情影响，春节后重大项目开复工面临困难。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目前重大项目复工率已逐步回升，除湖北外，据对各省约1.1万个重点项目统计，截至3月20日，重点项目复工率为89.1%。

　　修改《土地管理法》解决审批层级过高问题，加快项目用地审批

　　对于推进复工复产后一大批投资项目需积极落地，是否会因为过多的项目而导致用地审批迟迟批不下来的现象，刘国洪表示，现行的土地审批制度确实存在审批周期比较长的问题，这里既有工作层面的问题，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审批的层级比较高，环节比较多，特别是还存在事权错位的问题。为此通过推动《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推进一系列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启动特殊程序加快审批，应该说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我们相信复工复产重大投资项目用地涉及到用地审批绝不会耽误。

　　刘国洪介绍，通过修改《土地管理法》来解决审批层级过高的问题。新的《土地管理法》已经于1月1号正式实施，按照新法的要求，由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批次建设用地和除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单独选址项目这两项审批事项，法律规定现在可以授权省级政府行使。

　　今年3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刘国洪表示，将新法规定可以授权的两项审批事项一次性的授权给各省级人民政府，同时将国务院仍然保留的审批事项通过试点的方式委托给部分省级政府行使。上述的改革基于权责对等，权力设置与行权能力相当的原则，权力配置应该说更加合理，行权的效能得到了更好的提高。

　　除了下放用地审批权，刘国洪还介绍到，通过“多审合一、多证合一”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解决了审批环节多的问题；同时启动特殊程序，开展网上联审，用遥感影像对比等方式，临时替代原来规定的实地踏勘等户外作业，同时启动集中调动人员、集体联合审查、提前介入项目前期，一对一用地特殊服务，在这些特殊程序下为复工复产投资项目尽快落地提供更加及时、精准的用地保障服务。同时一些地方大力推行标准地的供应改革，把原来用地效率、环保达标这些前置许可事项改为批前承诺、信用担保、事后监管的方式，进一步加快项目落地进程。

　　下放用地审批权是“放权”决不是“放松”

　　对于下放用地审批权，如何能够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刘国洪表示，通过授权和委托下放土地审批权，根本目的是落实中央提出来的“放管服”的要求，优化营商环境，绝不意味着放松用地审批当中的审查和监管，改革的目标是对省级政府更多地放权而决不是放松。

　　刘国洪提到了土地审批权下放后三点基本的原则底线：

　　第一，严格管控的原则是没有改变的。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这些原则没有放松，国家总体指标控制也没有放松，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这三条红线决不能突破。符合规划、符合产业政策、符合用地标准、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等要求没有降低。下放用地审批权以后，必须仍然坚持一般的建设项目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规定，只有国家交通、能源、水利、军事国防等重大建设项目，在选址过程当中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还需要对占用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以后才允许申报。同时特别强调，永久基本农田的补划要符合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稳定的要求。

　　第二，严格审查的规则、标准没有降低，这套规则和标准是法律规定的，无论是国家审查还是省里审查，尺度的掌握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权力下放给地方，其实责任也是压给了地方。如果地方不按规则审查，将承担责任和后果。这次改革中特别强调要“放得下、接得住”还要“管得好”。

　　第三，严格监管措施将更加有力。自然资源部将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在监管上下更大的功夫，全面加强审批事中事后监管。一是进一步明确用地审批政策、规则、标准以及要求，进一步规范地方审批的行为。二是运用遥感监测、互联互通的审批监管平台来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加大对地方审查行为，以及审查结果的检查。三是按照国务院确定的建立省级审批工作评价机制的要求，我们正在着手对各省(区、市)开展土地管理水平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及时提请国务院动态调整委托审批的试点省份。现在在试点内的，如果没有达到标准，今后就会退出来。

　　刘国洪指出，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卫星遥感监测体系，自然资源部作为主用户和法人的在轨陆地卫星就有十颗，它具有2米的分辨率，在地表400平方米的土地覆盖的变化都能清晰判断。每个季度可以实现对全国国土全覆盖。这样的数据产生能力我们是有足够的技术支撑来加强监管，可以说审批权的下放和监管能力的提升是匹配的。同时用地保障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也将得到进一步提高，可以看出来“放管服”三维是整体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