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去年以来，证监会认真贯彻国务院金融委“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九字方针，以科创板和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革为引领，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更加注重投资端与融资端平衡，更加注重扩大机构投资者力量。一方面，今年以来沪深交易所新上市公司340多家，其中科创板和改革后的创业板接近180多家，有力服务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另一方面，更多长线资金配置A股，与去年初相比，权益类基金规模增长69%，专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持续提升，市场结构和生态发生了积极向好变化。

　　阎庆民表示，资本市场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微观基础。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了新形势下抓好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实施路径和具体任务。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阶段和上市公司实际出发，应重点把握产业的先进性、治理的有效性、监管的适应性，推动以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是增强产业先进性，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家数已达4100家，位居全球第三，涵盖了国民经济全部90个行业大类，虽然家数只占全国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一，但利润总额相当于规上企业的约五成。实体上市公司作为产业“排头兵”，率先克服疫情影响，经营业绩实现了“二季红”“三季进”，产业强国中坚力量的作用更加突出。

　　二是增强治理有效性，抓牢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治理问题至关重要，没有有效的治理，不可能成为“百年老店”。企业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市场风险、合规风险、债务风险等诸多不确定性，但最根本的还是道德风险，即“关键少数”违背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等义务，滥用控制权或优势地位，严重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防范道德风险，既需要监管等外部约束，也离不开公司治理的内部制衡。

　　今年，在《意见》中，规范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被列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17项具体任务之首。从我国实际出发，推动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要在“三个突出”上下功夫。一是突出规则监管。强化治理规则的确定性、可操作性，避免治理要求过于原则和抽象，通过清晰、明确并得到严格执行的规则，为上市公司完善治理提供引导和遵循。二是突出分类推动。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重点是“转机制”，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激励约束相容机制，提升企业内在价值。对于民营上市公司，重点是“强内控”，针对部分公司股东行为不够规范、股权关系不够清晰等问题，强化公司治理底线要求。三是突出治理实践。近期，证监会将启动为期2年的公司治理专项行动，要求公司对照监管要求，全面自查、严格整改，实现治理水平整体提升。

　　三是增强监管适应性，优化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环境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企业自身承担主体责任。同时，资本市场监管也要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增强适应性，不断健全股票发行、并购重组、退市等基础制度，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的环境，支持上市公司做优做强。

　　首先，健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切实把好“入口关”。从国际经验看，成熟市场普遍实行注册制，但没有统一模式。近年来，证监会把握好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3项原则，全力以赴推进注册制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注册制改革只是有了好的开端，有些制度还需要不断磨合和优化。在接下来全面实施注册制过程中，应当牢牢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不断提高注册制的适应性。要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在确保真实、准确、完整的同时，促进信息披露更加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其次，健全并购重组市场化机制，更好发挥主渠道作用。从全球经验看，并购重组是企业发展壮大、提质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境外成熟市场的并购监管侧重于“公平游戏规则”，支持市场主体充分博弈，压实中介机构责任，依法查处违规行为。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提高我国并购制度的适应性，要以实施并购重组注册制为抓手，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丰富市场工具，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强化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提高经营效率。

　　第三，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实现“退得下”“退得稳”。上市公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才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进不出”将扭曲市场估值体系，导致逆向选择、劣币驱逐良币。提高我国退市机制的适应性，也要通过重组一批、重整一批、退市一批，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同时，对于严重财务造假的“害群之马”、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空壳僵尸”，增强退市刚性，决不允许“久拖不退”。落实新《证券法》，推动投保机构代表人诉讼制度尽快通过典型个案落地，实现市场出清与保护投资者的双重目标。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