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尖财经网(www.58188.com)2019-5-25 8:08:15讯：
导读：
李志林:本轮调整已近尾声
贺宛男:暴力抗法：深大通如何走到这一步
黄湘源:一分为二看待董监高披露不保证
皮海洲:险资提升投资上限能带来多大利好
A股有加速放开股指期货的必要吗
李志林:本轮调整已近尾声
本周股市七大指数再收阴线，大盘周线呈5连阴。
本周市场下跌的因素在于美国对华为等多家中国高科技企业无端施压，引发多空分歧，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外投资者对不确定性的担忧。
美国极限施压的本质是打压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以便打压整个中国的高科技，遏制中国的崛起。
华为居安思危不惧无理打压当美方在贸易磋商中的不公正、不平等、不对等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便祭出了将华为等列入“黑名单”，并要求美国高通、谷歌、微软等高科技企业断绝与华为的业务往来，停止提供芯片和操作系统等服务。
他们满以为此举可以将华为变为中兴通讯第二，一招致胜任其摆布，以便将代表世界5G最高水平的华为，扼杀在摇篮之中，从而重创中国的高科技，迫使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大幅让步，接受美方的不平等协议。
但是事与愿违，华为总裁任正非本周一召开记者会，在一个半小时里，回答了42个问题。原来，华为很早就居安思危，预见到今后芯片总有被别人断供的那一天，所以在15年前（2004年），就投入4亿美元研发高端芯片，并且每年投入200多亿美元搞研发，竟然把世界最先进的7nm和5nm的麒麟980、990芯片做成功了。这就是华为能不惧并从容应对美方对华为禁用芯片突然袭击的先见之明和强大底气！华为不仅没有成为“中兴通讯第二”，而且为中国挣得了国格，为中国企业家挣得了人格和自信。
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能奏效吗？
除了华为以外，美国政府近期还制裁13家中国企业。但是，其中没有一家严重依赖美国的高技术产品的企业，没有一家被吓倒。
这说明，中国的自主可控发展的高科技企业在壮大，抵御外部的风险能力在增强。就以5G网络为例，为何美国要拼命打压华为，但打不垮？因为从5G标准通过的项数来看，中国移动有10个，华为有8个，中兴通讯有2个，分别列第一、第二、第九位，共计20个。而美国只有高通5个、英特尔4个，分别列第四和第七位，共计9个。正因为中国在5G上遥遥领先与美国，所以正如任正非所说，美国两三年内赶不上中国。
本周三，财政部及时宣布对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给予所得税5年优惠期，前2年免征，后3年减半征。预计工信部还将推出一些列支持集成电路和软件等高新企业发展的激励政策。
中国历来对高新技术具有强大的学习、追赶和超越的优势和能力。
就以芯片技术为例。目前国际上这项技术已近极限，用百分来计的话，大概达到了95分的水平。虽然目前中国的芯片技术（设计、制造、封装）总体在40—60分的水平，但在多数领域里已经基本可用，甚至还可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国缺的是高端芯片的批量生产能力，每年需用2000多亿美元进口。
大幅度提升和赶超高端芯片水平，虽然需要3—5年的时间，不过，既然中国在高端芯片领域已经实现了零的突破，涌现了华为这样的领军企业，那么，按照中国的全国一盘棋、大协作传统优势，其他的芯片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拜师（华为）”、传授、培训、转让技术、复制推广，把整个国家芯片行业的水平在尽短时间内实现超越。
因此，人们对中国团结一致、励精图治、自主发展核心高科技的能力，一定要有信心。
稳定股市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记得去年从年初中兴通讯被制裁，到美国政客们的推特和讲话中不断打压中国，引起了整个市场对贸易战的惊慌、恐惧，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流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股市暴跌不止，从3587点一直跌到2440点，跌幅高达32%，并引发了4.7万亿的股权质押危机，险些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今年，由于高层高度重视股市的地位和作用，把金融作为国家核心战略，更换了证监会掌门人，在监管上去行政化，遂导致了A股出现难得的3个月大行情。
眼下，面对外部压力不断翻新，高层发出了“将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的铿锵誓言，包括召开中部崛起座谈会，长三角一体化高层会议，金融委指出汇率“决不能出事”，对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实行所得税减免等激励政策，将推出160家国企的混改试点等等。相信后面还会有更多的政策举措相继出台。
我认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有1.5亿股民、4—5亿家庭人口参与的中国股市的稳定，对提振中国最活跃人群的信心，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从时空上说，美国股市走了10年的大牛市后，面临高位回落风险，而中国股市目前在2800点附近徘徊，管理层完全有能力稳住2800—3200点震荡箱体的下沿。
从回调的幅度看，美国股市从26951点顶部回调，一年来也只跌了3.9%，跌幅非常小。而中国股市且不说去年跌幅巨大，跌了32%，即便从今年4月8日最高点算起，至本周五收盘，短短一个月，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上证综指、深成指、中小板、创业板跌幅就达11.4%、13%、18.5%、13.3%、15.8%、18.6%、19.5%。
再从本轮调整回吐前三个月涨幅的情况看，七大指数分别回吐了62.4%、44.3%、58.8%、53%、51.9%、59.3%、69.1%，获利盘清洗得相当彻底。
再从成交量看，本周五3782亿，创了3个多月的新低，回到了2月12日的水平，是最大成交量11768亿的32%。地量通常接近底部。
从后续新增资金来看，MSCI从下周二（5月28日）起，入市资金由5%提高到10%，预计有千亿资金将入市；5家银行理财子公司已经获批开业，资金总量5.6万亿，可为股市带来万亿级的增量资金；银监会要求保险公司将入市资金的比例从30%提升到40%，增量资金可有1.7万亿；私募基金首次突破13万亿，他们进入股市的资金将会大大超过公募基金的1.95万亿；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A股市值1.68万亿。这对总市值45.5万亿，实际流通市值仅20.7万亿的A股，具有很强的撬动作用。
由此看，本轮调整已接近尾声，到了临界点，一旦在2838点或2800点完成探底，那么就有可能成为新一波行情的起点。
关键是股市政策要适应市场的需求，有必要及时作出调整。
例如，在外部压力加大的时刻，放开股指期货显然是不明智之举，广大投资者深受股指期货做空之害，很有必要规定，除套保以外的做空一律不准进行。
又如，为了迎接科创板注册制的高科技股上市，应对主板中的传统产业的新股审慎受理上市申请，以减轻供求压力。
再如，对未达退市标准的ST股和绩差股，在没有实行集体诉讼制之前，不宜因业绩差而情绪化地对它们深恶痛绝，愤怒声讨，而应尽可能通过并购重组，让其获得新生，做好存量改革，提升上市公司总体质量。（金融投资报）
贺宛男:暴力抗法：深大通如何走到这一步
毫无疑问，本周的“明星股”非深大通莫属。
又是暴力抗法致证监会稽查人员被殴打住院，又是深交所连夜发文谴责，又是股价一字板跌停……
我们要问的是，胆大妄为的深大通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深大通于1994年上市，是深交所最早上市的公司之一。上市近25年来四次卖壳易主，“壳主”从外资（香港某公司）到央企（蓝星集团）到多家民企；主业频繁变换，讲故事追热点玩套路习以为常。
就拿近三年来说。2016年，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以27.5亿元的高溢价，完成收购两家广告公司冉十科技和视科传媒各100%股权。其中冉十科技仅3926万元净资产，竟作价10.55亿元；视科传媒2.24亿元净资产，作价17亿元。两家标的公司承诺四年（2015-2018）净利润合计分别不低于4.03亿元、7.05亿元，结果不但“竹篮打水一场空”，反而导致2018年巨亏23.50亿元，其中两标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高达21.2亿元。
我们看到，以不到4000万净资产卖出10.55亿元高价的曹林芳（公司第五大股东）等人，又是减持套现3个多亿，又是大比例质押（2600多万股质押2300多万股），公司称曾多次要求按原承诺补偿，后者竟“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人身安全等各种威逼恐吓——援引自公司公告”。以至于今年5月13日宣布冻结曹林芳等人的股份。而实际上，人家早就拿着大把大把的钱“长期滞留国外”了。
我们看到，明明4月14日已公告2018年巨亏23.5亿元，可紧接着，公司多次发布涉足工业大麻消息：4月18日，宣布与北京天益新麻共同成立大通-新麻有限合伙企业，规模10亿元。5月9日又公告，收购云南浩南生物，后者拥有《晋宁县公安局申请大麻花叶加工的批复》；等等。以至于引发股价上涨后让曹林芳等人继续减持套现。
而实际上，北京天益新麻今年3月13日才成立，注册资本不过1000万元。
所有这些，全都是炒作。我们看到，卖了17亿高价的视科传媒原控制人夏东明（持股7.41%、公司第四大股东），因涉嫌P2P非法集资被抓。有媒体披露，夏东明今年1月已被杭州警方刑事关押，可深大通直至今年4月30日公布年报时才捎带一句予以披露。
像深大通这样上市二十余年，基本不做好事、不作贡献，反而在市场留下劣迹斑斑的公司不是一家两家。例如，2012年16家暂停上市公司，居然全部“恢复上市”，其中就有深大通。它们中，有的“死缓”停牌达7年（*ST恒立、1996年上市）和6年之久（*ST大通）。有的如*ST北生（1997年上市）摇身一变为ST慧球，被大骗子鲜言所控制。有的如*ST金城（1998年上市）变身为神雾系的*ST节能，敲骨吸髓后再一次被暂停上市。当然还有如*ST聚友（1997年上市），摇身一变为*ST华泽，终究还是摘牌了……
相信所有这一切，投资者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可是除了“立案”“谴责”，或者顶格罚款60万，A股市场还能做些什么？如果能早些驱逐这些“害人虫”，投资者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蒙骗、被引诱吗？如果能早些清除这些污泥浊水，我们的股市会经常出现垃圾股飞上天的局面吗？如果能早些给这些违法诈骗者以严惩，会出现今天如深大通那样公然暴力抗法的事件吗？(金融投资报)
黄湘源:一分为二看待董监高披露不保证
对上市公司董监高的“不保证”一方面不应当一棍子打死，另一方面也要加以正确的引导。也就是说，只有当上市公司董监高不再是从撇清自己的责任出发，而是为了尽职尽责，挺身而出，跟造假作斗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才真正有可能得到落到实处的可靠保证。
上市公司高管对信息披露真实性不保证，一方面反映了某些上市公司不真实信息披露一统天下的铁幕正在被撕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部分上市公司高管对保证信息披露真实性刻意回避或推卸责任的心态。对此，有必要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往，人们在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虽然不难看到“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次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等字样，可是，依然还是难免遭遇为数并不能算太少的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信息披露。如果说，不真实的信息披露不仅意味着对上市公司广大股东和投资者的蓄意欺骗，那么，这种信誓旦旦的无厘头保证，岂不更像被迫吞食苍蝇一样让人无法不感到格外的恶心和难受？虽然上市公司无法像常人所说的那样既然无法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干脆什么也不披露，但是，在上市公司董监高中有人敢于将“无法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说出来，无论如何，比异口同声地将本来应该无法保证其真实性的信息披露说成一致保证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总是有可能要好一点，甚至不是好一点点。它至少向所有对了解该公司这一次的信息披露情况有需要的人们发出了一个带有警示性的信号，说明该公司这一次虽然按期或按规定披露了相关的信息，但是，其中不仅有可能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而且，即使在目前已披露的信息中，也并不是不存在涉及到真实不真实的问题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警示性提示，不要说一般看不大懂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尤其是专业性财务报告的投资者，难免被上市公司董监高根本就不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所谓保证所蒙蔽，被人给卖了还不知道怎么给卖的，就是市场监管当局一时之间也未必一下子就能够发现猫腻和察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上市公司董监高的“不保证”，很有可能为监管的适时介入和准确介入提供了适当的切入口，这对于撕开某些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的铁幕甚至黑幕，无疑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对此，显然不适宜虚无主义地予以一概否定。
当然，不能不看到，有些董监高之所以表示无法保证有关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无非是为了逃避责任。早在2015年4月30日公布的*ST博元2014年报及2015年一季报，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奇葩现象。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监高包括公司负责人及会计主管均发表声明，不仅声称无法保证上述年报和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且还公然表示将不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对此，证监会发言人理所当然地明确表示，上市公司董监高应该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完整。董事会的换届及高管人员的变动不仅不能成为*ST博元新任董监高不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真实性的理由，相反，拒不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反而暴露了其宁愿践踏法律和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也不愿意负起自己所应尽责任的可耻嘴脸。
《会计法》第四十六条明文规定：“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以降级、撤职、调离工作岗位、解聘或者开除等方式实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应当恢复其名誉和原有职务、级别。”这也就是说，各级财务工作的相关责任人员只要依法履行职责，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无论是受胁迫还是受欺骗，都不是参与财务造假或默认财务造假的理由。对财务造假不仅不抵制，而且还知情不报，企图以一声“无法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的空头声明，就将自己所应负的责任推个一干二净，这显然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徒劳而无益的。财务人员如此，企业董监高同样如此。
事实上，无论是既同意披露年报又不保证其是否存在涉及不真实性的问题，还是一边签字一边发表不保证之类的声明，都无异于脚踩两只船：一方面对利益摇尾乞怜，献媚示忠；另一方面，又不忘记向市场向监管当局撇清自己对造假的责任。曾经有这样一位会计负责人，尽管她一再表白自己在造假报表上签字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正式任命，另一方面却又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方面兑现其履职期间所应该得到的报酬待遇。正如证监会在对其实施相应处分时所指出的那样，这只能说明她缺乏起码的职业操守。事实上，财务造假不仅造成了相关上市公司被强制退市的严重后果，更给广大的投资者带来了不胜计数的重大损失，对于上市公司董监高在这方面所应负的责任，又岂是轻飘飘的一声“不保证”所能撇清得了的？
尽管上市公司董监高声明一声“不保证”，无论如何总比昧着良心对涉嫌造假的信息披露随声附和什么“保证真实、准确、完整”不仅要好而且还好得多。不过，令人不无遗憾的是，除了这一声“不保证”之外，至今似乎还没有见到过有什么上市公司造假的堡垒被内部人所攻破。什么时候上市公司造假的堡垒能够在内部人的反戈一击之下被摧枯拉朽了，什么时候上市公司董监高的这一声“不保证”或才有可能发生由里到外的质的变化。就此而言，对上市公司董监高的“不保证”一方面不应当一棍子打死，另一方面也要加以正确的引导。也就是说，只有当上市公司董监高不再仅仅是从撇清自己的责任出发，而是为了尽职尽责，挺身而出，不仅敢于与造假决裂，而且还能够检举造假，跟造假作斗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才真正有可能得到落到实处的可靠保证。(金融投资报)
皮海洲:险资提升投资上限能带来多大利好
险资投资权益类资产比例可达总资产的30%，但基本上就在10%左右。截止3月末，险资投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总额为2.11万亿元，仅占总资产的11.04%，距30%的上限甚远，更别说40%的上限设置了。因此，将险资投资权益类资产比例上限提升到40%的意义不大。
近期有消息称，“银保监会正积极研究修订保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比例上限，拟在当前30%基础上予以进一步提升。”而根据多位险企人士表示，险资权益投资上限或将提高到40%。
险资权益投资上限提高到40%，这个分析应该说是有根据的。根据2015年7月8日中国保监会发出的《关于提高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5〕64号）精神，符合相关条件的保险公司，经报保监会备案，投资单一蓝筹股票的余额占上季度末总资产的监管比例上限由5％调整为10％；投资权益类资产的余额占上季度末总资产比例达到30％的，可进一步增持蓝筹股票，增持后权益类资产余额不高于上季度末总资产的40％。正是基于原保监会曾作出过这样的规定，因此，在银保监会拟提高保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比例上限的情况下，险资权益投资上限提高到40%是很有可能的。
那么，如果该消息成真，将会给A股市场带来多大的利好呢？有市场人士就此作出分析，截至一季度末，保险业的资金运用余额17.0554万亿元。基于此，如果权益投资比例提升至40%，按照此前实际的二级市场权益投资比例，可能给A股市场带来近万亿元的增量资金。是否果真如此呢？个人以为还需冷静对待这一消息。虽然该消息对A股市场会构成一定利好作用，但对A股市场的利好作用其实较为有限。
虽然不排除个别险企在投资上较为激进，其投资权益类资产比例已经逼近30%的上限，但就整个险企来说，在投资权益类资产的问题上还是非常稳健的，甚至是保守的。虽然根据规定，险资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可达总资产的30%，但实际投资比例基本上就在10%左右。如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2019年1-3月保险业经营情况表》，截止3月末，险资投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总额为2.11万亿元，仅占险企总资产19.11万亿元的11.04%，距离30%的上限相距甚远。这就更别说是40%的上限设置了。因此，对于整个险资来说，将险资投资权益类资产比例的上限由当前的30%提升到40%的意义不大。
不仅如此，部分险资对扩大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有需求，并不是要加大A股二级市场的投入，而是要加大对一级市场的投入。比如，最近几年，一些银行大量发行优先股，由于优先股具有稳定的股息收入，而且有的优先股还可以转为普通股，这又可以给投资者带来一笔财富，因此优先股的发行受到机构投资者的欢迎，许多险资也积极参与其中。而优先股一旦转为普通股，这对A股二级市场来说实际上构成一种利空作用。
不仅如此，有的险企对扩大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有需求，那也是为了加大对港股投资的缘故。险资投资以蓝筹股为主要投资对象，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港股远比A股便宜，这一点最明显表现在AH股之间的价差上。如截止5月21日，恒生AH股溢价指数为124.75点，也即同时在A股、H股上市的内地公司，A股的整体平均价格比H股高出24.75%。这就意味着H股比A股更具投资价值。如此一来，一些蓝筹股的H股股票就成了保险公司买入的对象。比如，中国平安去年以来10次买进工行H股，持有工行H股的比例已达到11%以上。
除此之外，随着科创板的开设，险资作为主要的机构投资者也将参与科创板的投资，因此这也会扩大险资对权益类资产的投资需求。但这对当下的A股市场来说却不构成利好作用。(金融投资报)
A股有加速放开股指期货的必要吗？
金融衍生品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海外资金在运用金融衍生品方面可以称得上炉火纯青。相比之下，国内机构依旧属于初学者。由此看来，加速放宽股指期货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而高度机构化、高度市场化以及高度市场法治化，才是A股市场股指期货常态化运作的重要前提条件，缺一不可。
股指期货在国内资本市场上，一直存在不少的争议。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事物都会存在利弊两面，而股指期货的诞生，本身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如在极端市场环境下，股指期货可以缓解二级市场的集中抛售压力，不至于二级市场发生流动性枯竭问题，这也为机构投资者尤其是无法在二级市场上抛售股票的资金提供了较好的风险对冲途径。至于海外投资者，其进入A股市场的意愿高低，可能更多会参考国内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的完善与成熟程度，而一旦国内市场的金融衍生品得以成熟运作，那么可能会引导一批中性策略资金以及套利策略资金进场。
实际上，对股指期货的态度，机构投资者与普通投资者还是存在明显的分歧。机构投资者期待股指期货加速开放，这可以为机构投资者尤其是擅长于风险对冲的大资金大机构提供有效的风险对冲策略，以满足这类机构资金的避险需求，同时利于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至于普通投资者，则对股指期货有着“谈虎色变”的态度。究其原因，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则是股指期货实质性放开后，往往会成为股市助跌的工具。如2010年4月16日股指期货正式上市后，A股市场就出现了显著下跌的走势。至于今年4月22日股指期货实质性松绑吼，股市走势也是偏向于空方，市场对股指期货的态度似乎显得并不那么友好。此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股指期货准入门槛较高，且存在期现市场交易制度不对称的问题，难免存在间接套利空间。至于普通投资者，则不同于机构投资者具备较丰富的风险对冲策略，在实际情况下，只是局限于单边做多，而现阶段内A股市场不同于海外成熟市场，在普通投资者风险对冲工具上还是比较欠缺的。
事实上，纵观海外成熟市场的管理经验，股指期货推出之后，从长期的角度看，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的波动率，且达到了价格发现的较佳状态。在此期间，随着成熟金融衍生品的逐渐丰富，会加快海外投资者的加入，间接引导部分中性策略或套利策略资金进场，为市场带来一定的新增资金补充。当然，这可能建立在股指期货充分放开，且长期持续稳定运行的基础之上。至于交易受限或功能不完善的股指期货，可能会削弱机构资金以及外资资金的风险对冲意愿，部分资金可能跑到境外交易渠道完成对冲乃至避险的需求，影响股指期货正常的功能发挥。在海外成熟市场环境下，股指期货尚且可以实现持续稳健的运行，且为资本市场带来实质性的积极影响。但是，为何到了国内市场，股指期货却似乎变了味呢？
事实上，这可能与股指期货在A股市场中水土不服的因素有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国内股票市场散户占比偏高，市场尚未达到高度市场化以及高度机构化的程度。受此影响，在以散户作为主导的市场环境下，股指期货更容易成为投资情绪的放大器，结合这些年来散户对股指期货存在谈虎色变的态度，由此容易把散户的恐慌情绪扩大化，而股指期货也变相起到了助跌的作用。
一方面是制度规则偏向于机构资金，容易造成规则不对称的风险，甚至由此引发变相套利需求；另一方面则是A股市场散户化比例较高，与海外成熟市场的投资者结构有着实质性的区别。由此一来，对于股指期货的常态化运作，往往容易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
这些年来，国内资本市场正在不断努力，加快引进海外成熟交易工具，试图加快与海外成熟市场衔接，加速A股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金融衍生品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且海外机构资金有着多年的风险对冲管理经验，因此海外资金在运用金融衍生品方面可以称得上炉火纯青。相比之下，国内机构资金在风险对冲管理工具上，依旧属于初学者。由此看来，加速放宽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提升资本市场风控能力以及监管效率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高度机构化、高度市场化以及高度市场法治化，无疑是股指期货常态化运作的重要前提条件，缺一不可。(金融投资报 郭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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