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证成指成份股，且沪股通标的股可能会扩容。南向标的股可能会扩至所有香港主板交易的个股，或是纳入恒生综合小盘股指数成份股。
在额度控制方面。深港通开始阶段或继续沿用沪港通额度3000亿元人民币(南向为2500亿)，其后可能会随A股纳入MSCI比例的提升而逐渐放大，但其每日额度限制有可能略低于沪港通。
在投资者准入方面。沪港通北向交易投资者门槛较低，南向交易则设有个人投资者账户余额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准入标准。而深港通开放后如果纳入恒生综合小盘股指数成份股，那么个人投资者余额50万元的准入标准是有可能放宽的。
在交易时间方面。在沿用沪港通交易安排的同时，其T+0交易制度改革的进程可能会受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事件的催化而进一步加快。
在卖空机制方面。沪港通在开通以后对卖空交易有所放开。但禁止“裸卖空”，无论是沪股通还是港股通，都必须确保客户账户内有足额的资金和股票，不得接受客户无足额股票而直接在市场上卖出股票的委托。这样的规定致使沪港通卖空交易成交持续冷淡。而深港通开通后，随着A股国际化接轨程度进一步提高，其卖空交易限制有望同步逐渐放开。
纳入MSCI+深港通落地=股市上涨？
20世纪90年代，台湾、韩国市场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家经济转型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这与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沪港通、深港通等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的推层出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究竟这种资本市场不断开放的过程，与股票市场的走势有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呢？
一个直观的感受是，随着股票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外资将出现明显的流入阶段。事实也如此，参考台湾和韩国的案例，被纳入MSCI 新兴指数后，短期都会使国际基本流入，每次MSCI对于市场占比的扩大也会对短期内的国际资金流入带来积极影响。
逻辑的第一环已经被验证，但问题在于，由资本市场开放导致的外资流入，最终能否对应股票市场的上涨呢？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韩国、台湾加入MSCI过程中股票市场的表现说起。
1992年1月，韩国股指首次加入MSCI后迎来的是7个月的下跌。1989-1992年下半年，经过80年代经济高速追赶期后的韩国面临增速换档的多面挑战。一方面，农村廉价劳动力优势的逐渐消失使得人均工资上涨，挤占了创新型企业的盈利空间；另一方面，FDI外流加剧了产能过剩，进而导致企业杠杆率攀升，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迫于经常性账户赤字压力，韩国政府开始逐渐放开长期资本流入管制。1992年1月韩国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韩国股票市场， 允许外国投资者有限地投资于韩国证券股票市场，同期，MSCI宣布初次以20%的比例将韩国纳入新兴市场指数。
然而韩国股票市场并没有应声上涨。究其原因，是由于脆弱的经济转型期使得韩国国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非常有限，对境外投资总计持股比例和范围上限制比较严格。随着1993年韩国加入经合组织，其境外投资者持股限制才进一步放开，进而推动了韩国股市的上涨。
1996年9月，纳入比例上调无法阻止韩国股指在金融危机中的决堤。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阵痛加深，韩国曾寄希望于扩大政府投资和加快开放进程来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期间出台多项政策放松资本管制，相应的，MSCI也扩大韩国股市市值的计入比例至50%。但其30年压缩式增长过程中积淀的经济结构脆弱性，使得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固性面临考验。最终，面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韩国股市下跌幅度达到72%。
同样，2000年，MSCI两次提高台湾股指纳入比例也并没有能够挽回全球网络泡沫破裂导致的股指急剧下跌。直到21世纪，台湾政府推出一系列产业政策成功带动向知识经济转型，台湾股市才迎来了长达6年的慢牛行情。
举了韩国和台湾的例子，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次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虽然都会带来外资的流入，但股票市场的表现与此并没有什么太强的相关性。股市的涨跌，还需透过现象看本质，清醒地把握住基本面的因素。
那就在MSCI大考和深港通即将落地之际，A股的基本面是什么？
经济长痛不如短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政策主线，意味着分子上盈利的弹性很难看到了；
股市长痛不如短痛，股票市场去泡沫、完善各类监管，防止挤占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意味着分母上流动性已经无法出现边际上的改善；
即便如此，只要政策给予投资者稳定、明确的市场预期，只要改革能够实质性推进，A股下一轮行情仍然会很近，但行情的引燃剂绝非加入MSCI或者深港通落地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