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防止“快牛变快熊”，绝无可能求诸于让快牛快些快些再快些，而只能求之于让慢牛慢些慢些再慢些。在笔者看来，慢牛才是我们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市场的希望之所在。

　　熟悉中国股市的人，大多愿意相信快牛而不相信慢牛。这也许就是以前的几次牛市大都是快牛而几乎很少有持续数年的长期牛市也即慢牛的道理之所在。这个问题，现在又一次摆在了面前。

　　新的一年，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似乎都不存在股市走牛的条件，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振振有词地在论证牛市，甚至信心百倍地期待着那“决定性的一战”呢？不能说这种牛市心结没有一点道理，更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说穿了，这个道理并不是什么别的，无非就是“快牛容易慢牛难”。

　　中国股市存在比较强烈的投机气氛，这不仅是因为散户比例太高和机构的散户化倾向过于明显，问题的根本性症结还在于挥之不去的政策市倾向。尽管这一次的救市无论在哪方面来看都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充分必要性和极大的重要性，但留下的后遗症也是极为明显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事实上，正是由于带有神秘色彩的“国家队”不仅充当了救市的绝对主力，而且至今依然还维持着令市场行情的稳定与否不能不围绕其或进与退的传闻，客观上也使行情的演绎不能不依然还保持着强烈的政策市色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也正是本该顺时应势推出的注册制不能不更多地倚重于国务院的行政性授权提前问津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如果政府过于急功近利，急于在“为期两年”的过渡期内为注册制的顺利推出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也让恢复融资功能的股市为经济转型和复苏作出引人瞩目的贡献，那么，继续沿用政策市的手法做多做牛或不失为一种因势利导的快捷路子。而换汤不换药的注册制，如果同以往一切看政策眼色的审核制并没有太多的根本不同，那么，一切掌握在这“看得见的手”之中的这个政策市，岂不依然还将会是以继续维持“快牛容易慢牛难”的选择更为有利，也更为现实不成了么？

　　不过，如何对市场原有的，尤其是救市期间所出台的那些因为带有太多行政性干预而无法不存在诸多明显不完善之处的管理制度进行必要而有效的调整，如何让新股发行更多地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何逐步地消除杠杆资金在进入市场的规模、方式，乃至交易接口等方面所出现的争议及其对于市场所容易产生的不确定性，尤为重要的是，在一边不能不适当地维护市场的准入原则的同时，另一边如何更好地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基础上，体现对投资者权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所有这些，都是无法回避也没有解决问题的捷径可走的。这不仅无不是保持市场平稳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无不是对于这种以行政授权方式所推出的注册制以及注册制条件下的所谓“改革牛”行情是不是得以继续维系发展下去的严重考验。

　　不能不看到，发生在去年上半年的那一次“快牛”行情，之所以在最后一刻几乎酿成危在旦夕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中不仅存在做空势力的内外勾结，同时也是同所谓的“改革牛”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经济形势的基本面分不开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在某种意义上，“快牛”成为市场泡沫的快速发生器和催化剂，同样也是金融泡沫随时容易破裂的内在因素之一。这在今天如果还不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则“快牛容易慢牛难”的问题不要说得不到有效而适时的解决，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将有可能让我们不得不再度面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景。

　　目前的经济转型固然需要注册制为更多亟需资金的企业更好地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也需要有一个更值得期待的长期牛市也即“慢牛”，为中国经济的平稳转型和稳定发展创造和提供更多更好的时间和机遇，但是，不能不看到，一切的困难和问题不在于别处，难就难在“快牛容易慢牛难”。无论从政策的把握还是市场力量的调剂来看，改变急功近利的心态和操作方式比让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更难，并且难得也更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精神，为实现这维系我国经济发展长远利益和投资者根本利益的“慢牛”行情，千方百计地去创造更多更好更现实的条件，并以坚忍不拔的努力去更踏踏实实地付诸于让慢牛更稳、妥更可靠地来到我们身边的实际行动。

　　换言之，要想防止“快牛变快熊”，绝无可能求诸于让快牛快些快些再快些，而只能求之于让慢牛慢些慢些再慢些。在笔者看来，慢牛才是我们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市场的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