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就相关问题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与现行政策相比，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

　　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年平均薪酬水平为76.3万元，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是同期沪深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大约2～3倍，显著偏高。

　　与此同时，全国城镇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为51474元。两相对比的话，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是前者的30~44倍之多。

　　对此，平安证券分析师魏伟表示，在政治局会议通过国企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规范业务支出的相关意见之后，各大国企高管降薪的消息就风声四起。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和职务消费改革的确是当务之急，因为这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起点。”魏伟直言，“由于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具有‘官商一体’的特征，使得我们难以辨别国企领导人到底是合格的企业家还是纯官僚，而后者对企业的业绩增长或改革创新并无任何贡献，却享受着丰厚的薪酬和高额的职务消费。”

　　“降低国企高管的薪酬和职务消费之后，能够避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遭到来自高管层的阻挠，并保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顺利推进。”魏伟表示。

　　不过，深圳一家私募机构人士则称，央企薪酬大幅下降或引爆高管离职潮。此举或引发高管从央企离职，创业或加入民企，央企人才流失未来发展堪忧。

　　该人士认为：“从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进程相比来看，仅仅依靠思想激励，依靠加强监督管理，缺少必要的物质支撑，缺少必要的自主权，最终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

　　金融业首当其冲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中最终年薪超过500万元的公司高管有53位，金融类机构就占据了近半壁江山。

　　仅在2013年，A股16家上市银行共为管理层发放了4.8亿元薪酬。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年报均公布了高管的固定部分薪酬，其董事长平均为103.73万元。

　　其中，工行董事长姜建清2013年薪酬为199.56万元，而2013年5月底才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田国立8个月拿了135.82万元。

　　在2012年和2013年年报中，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年薪分别为596万元、574万元，连年问鼎国有上市银行薪酬榜，加上绩效年薪后，其全年收入更是高达850万元。

　　同样，保险高管薪酬亦不低，如中国太保董事长高国富2013年报酬税后总额就达190.2万元。

　　不过，如果实施新的薪酬制度的话，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股份制银行薪酬差距也将越拉越大。2013年，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全年薪酬高达833.26万元。但平安银行全年实现净利润152.31亿元与工商银行同期数2626.49亿元相比，仅为后者的5.8%，但行长邵平薪酬却是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的4.17倍。并且，新的薪酬制度将进一步拉大两者的差距，对国有银行高管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按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的规定真正执行的话，平均薪酬较高的金融企业高管削减数额最大，首当其冲。”对此，前述私募人士断言。

　　记者获悉，在综合考虑企业职工、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相关人员、城镇单位负责人等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参考一些国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相对水平，改革方案提出了确定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的方案。调整后的央企负责人薪酬将由三部分构成，即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

　　其中，基本年薪根据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确定(其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基本年薪依据其岗位责任和承担风险等因素，按本企业主要负责人基本年薪的合理比例确定)；绩效年薪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在不超过负责人基本年薪的一定倍数内确定；任期激励收入根据任期考核评价结果在不超过负责人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一定比例内确定。

　　倒逼股权激励实施

　　海通证券分析师荀玉根则认为，央企薪酬改革有望倒逼职业经理人和股权激励实施。在其看来，薪酬改革方案快速通过审核，显示国企改革，特别是与“人”的因素相关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央工作的重点，未来推进有望进一步提速。

　　“低基本薪金使得企业管理岗在政企人员交流中吸引力下降，从而使得企业更有效地采取职业经理人制度，摆脱行政干扰。”荀玉根称，“由此，将促使企业进行大力度的股权激励，加大浮动薪金的部分。否则无法吸引有能力的核心管理人员，从而倒逼目前股权激励限制红线的放开。”

　　广发证券策略分析师陈果表示，当前，国企现状是资产总体规模庞大，但总体效率低下，改革空间巨大。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7月，国有企业总资产9.79万亿，总收入27.2万亿，总利润1.43万亿。不过，陈果坦言，这样庞大的国有企业资产运营效率却并不理想，国企ROE长期低于A股上市公司的ROE，而且有扩大的趋势，而销售利润率在2007年之后也显著地低于A股上市公司销售利润率。

　　“作为经济核心的国有企业近年来效率不断下降，无疑对整体经济形成了严重的拖累。通过国企改革提高经济整体运营效率将是政府换挡期重要的应对手段。”陈果称。

　　不过，荀玉根也表示，权责不对等，没有业绩而给予高薪确是不合理。具体来讲，国企不合理的薪酬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垄断行业或企业，利用国企的特殊背景获取了垄断利润，虽然业绩不错，但高管并未为之付出相应的努力，不应获得高薪酬；其二，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公司，业绩并不理想，即使行业的平均薪酬高，这家国企的高管也不应比照行业水平获取高薪。

　　薪酬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从2005年以来，国企的股权激励改革就在持续推进，但关于股权激励的各种问题和质疑也一直存在。

　　“如果出现较为明确的国企改革高管任免权力下放董事会的规定，明确竞争性行业的高管考核以业绩和经营为唯一目标导向，将对国企改革形成重大利好。”荀玉根认为，“同样，在股权激励方面，如若能在激励标准上有更为明确的指导意见，放开激励力度限制，也会对市场形成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