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成为改革措施落实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着力点。未来新型城镇化需要六大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产能重新布局、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城市管理体制与能力升级和农业现代化。

　　着重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问题（即“三个一亿人”问题），我们认为对存量的优化是第一路径，提高现有城镇化的质量优先于新建城镇，中心城区三旧改造可提高城市空间利用效率。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制定实施《规划》，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城镇化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

　　《规划》总结了过往快速城镇化中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进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明确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布局和产业支撑、提升城市管理能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顶层设计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

　　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核心在于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三是，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求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增强城市承载能力，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建设绿色智慧的现代城市；四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五是，从改革入手，加强制度顶层设计，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城镇住房、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体制机制改革。

　　新型城镇化的六大支撑

　　在《规划》落实方面，后续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将进一步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及相应专项规划。总体来看，《规划》内容显示未来新型城镇化需要六大支撑：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产能重新布局。三纵两横的合理城市群布局：沿海产业升级转型，布局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包括技术研发、金融服务等；中部布局产业承接转移黄金十字架；西部布局能源和地缘中心；贯通以现代交通体系，包括高铁、重载货运铁路、高速公路网、油气管网、智能电网等。未来在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弓状地带”，通过产业布局，形成多个产业集聚带和城市群，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吸引周边的农村劳动力进城镇工作，同时实现其市民化的转变，由此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户籍制度改革。放开二线城市及一线城市周边卫星城镇户籍制度，给予已经转移至城镇的农民工市民身份的确认，并吸引农村人口进一步的转移，同时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均等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

　　——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土地补偿，同时，盘活农业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将中国农业向集约化发展（关键在集体土地市场化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解决地方“土地财政”的困境，推进财权事权合理划分，完善房产税扩展、营业税改增值税推广等。

　　——城市管理体制和能力升级。提高城市化质量，防止“贫民窟”出现，包括加强交通、水、电、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交通拥堵、完善城市管网，节能建筑及环境保护等等。

　　——农业现代化。城镇以外，随着新型城镇化的稳妥推进，三农问题中的农民和农村问题会逐渐解决，唯一重要的就是农业问题——农户逐渐转变为市民家庭，务农人口下降和土地流转将为发展现代化农业提供机会和空间。农地经营权的合法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亦是解决农业、农村长期发展的关键手段。此外，我们预期政府将大力增加农业的科技投入，促进农业生产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和生产经营信息化，完善农田水利建设，建设高产农田，从而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确保粮食供应。

　　我们认为，在改革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之后，2014年或将全面展开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也将成为改革措施落实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着力点。不过短期来看，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仍有待各地进一步分解落实，在地方债务清理、影子银行规范、信用风险暴露等系统性风险尚未出清前，大规模建设仍难快速展开。

　　“城市新土改”成为第一路径

　　“城市新土改”即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城市存量优化成为第一路径。《规划》中要求着重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问题（即“三个一亿人”问题），我们仍然认为对存量的优化是第一路径，提高现有城镇化的质量优先于新建城镇，中心城区三旧改造提高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同时严格规范新城新区建设。

　　过往的城镇化随工业化一起快速发展，而工业化前期遗留的问题也很多，尤其是环境污染问题。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雾霾围城”导致民怨沸腾，汽车尾气、燃煤、工业生产、扬尘是雾霾的四大主因。除环境污染外，其他的“城市病”问题也日益突出：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同时，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财政金融风险。随着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化质量要求的提高，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成为重点。同时，对于一些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未利用的土地进行整治也成为重要手段。尽快转变粗放的外扩型用地方式，通过重新合理规划、盘活存量土地、强化节约集约用地、适时补充耕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等手段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统筹城乡土地配置，已经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要求下，那些占地面积大，土地产出效率低以及污染严重的企业将加速淘汰、外迁、转型，同时“退二进三”、“腾笼换鸟”，为城市发展第三产业营造空间。

　　京津冀一体化或成新型城镇化样板

　　京津冀一体化已成为国家战略，或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样板。京津冀协同发展或将充分体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产业结构合理布局、生态环境优化的新型城镇化路径。

　　事实上，国家“十二五”规划就已经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然而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快速发展相比，京津冀区域合作并不理想，尤其河北与京津梯度大，融合程度低，京津聚集力强而导致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被“空吸”。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在此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的表述也被首次写入。这也与京津冀地区大气严重污染、北京市大城市病日益突出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此外，京津冀产业格局存在同构现象，强大的环境约束和经济转型诉求令京津冀协同发展迫在眉睫。这也迫切需要对目前各自的发展目标进行整合，根据比较优势与城市功能定位，共同确立可行、具体、翔实的产业发展战略及规划，加强区域间的相互联合协作，以错位、互补式发展为目标，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