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2013年11月的政治乱局正在将泰国带入一场长期混乱之中。以2014年2月2日大选为分界点，泰国政治乱局从可控危机升级为失控危机，这次大选没有产生任何明确的、有说服力的结果，不仅未能解决现有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而2月18日4死64伤的流血冲突，则进一步让事态朝向两败俱伤的方向发展。

　　目前看来，民主途径对泰国政治乱局而言，已成“鸡肋”；而在反对党不断攻击和“米困”(即泰国大米补贴收购政策困局)威胁的内忧外患之下，英拉的政治前途越发暗淡；受局势失控和暴力频发的影响，泰国军方放弃之前的中立姿态、直接干涉政局的可能性不断加大。无论短期内泰国政治乱局朝向哪个方向发展，混乱本身都难以快速终结。

　　泰国政治乱局的长期演化，即混乱的持续期和剧烈程度，取决于乱局背后的长期风险性质。英拉看守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他信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泰国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信支持者主要是以农民为主的社会非精英阶层，而反对党的支持力量主要是王室、军人和官僚为主的传统精英和都市中产阶级。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是两大阶层矛盾难以协调的根本原因。

　　笔者仔细分析了世界银行[微博]、IMF[微博]和泰国统计机构公布的大量经济数据，发现这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并未能全面反映泰国的现实。

　　一方面，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泰国的绝对贫困程度已经大幅下降。根据IMF的统计数据，2013年泰国的人均GDP水平为5878美元，是本世纪初的3倍，是1980年的8倍有余，泰国已基本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泰国营养不良发生率也从1991年的43.8%下降至2011年的7.3%。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泰国两极分化虽然始终存在，但在时间序列上并不是处于“不断加剧”的状态。相反，泰国的两极分化程度正在不断缓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1年泰国的基尼系数为0.4522,1992年最高升至0.4786，随后一直处于下降通道，2010年，泰国的基尼系数降至0.3937，低于全球平均值和0.4的国际警戒线，在世界银行有统计数据的全部155个国家里排名第76位，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排名相对靠后。

　　笔者认为，泰国两大阶层之间矛盾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不仅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于起飞初期表现出来的绝对贫穷和二级分化，还更多地表现为进入中期发展阶段日益加剧的机会公平缺失、社会阶级固化和中坚力量缺失。通过大量的数据挖掘，笔者发现，泰国的确存在这样的“发展中期综合征”。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2年，泰国总的就业率为71.9%，较1991年下降了5.7个百分点，而本世纪以来几乎处于持平状态；但与此同时，泰国弱势群体就业率下降幅度很大，2012年为53.5%，较1991年大幅下降了13.7个百分点，较本世纪初也下降了3.6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泰国弱势群体承受了相对更大的就业压力。没有就业的基本保障，就难以得到社会认同，由此可以推测，泰国弱势群体越来越难以通过个人努力分享经济发展的利益，泰国社会正面临机会公平缺失的深层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2年，泰国全部失业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为36.1%，较1988年大幅上升了24.5个百分点；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占比为19.4%，较1988年小幅上升6个百分点；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口占比为39.4%，较1988年大幅下降34.9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就业的影响越来越小，特别是2008年以来，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接受高等教育并由此获得一个好工作，一直是新兴市场国家普通民众实现社会阶层跃升的重要途径，而泰国数据表明，这种可能性已经大幅下降，由此可以推测，泰国的机会公平缺失和社会阶级固化正日益加剧，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态势更趋恶化。

　　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泰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的比例为46.67%，较1988年下降了4.06个百分点；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的比例则为6.76%，较1988年上升了0.64个百分点。这两组数据表明，泰国两极分化虽然依旧存在，但分化程度已略有下降。更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介于收入最高20%和最低20%之间的三个20%阶层的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0.5%、14.62%和21.45%，虽然较1988年分别提升了1.14、1.09和1.19个百分点，但三者总和依旧低于最高20%人群的收入占比。由此可见，尽管泰国两极分化程度有所缓解，但泰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足以和精英阶层相抗衡的中产阶层。

　　笔者认为，相对于绝对贫穷和两极分化这种“起飞初期综合征”，机会公平缺失、社会阶层固化和中坚力量缺失的“发展中期综合征”更加难以应对和治愈。

　　绝对贫穷和两极分化更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利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既可以借由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得以缓解，也可以通过一定的利益再平衡措施谋求可见的短期改善。但机会公平缺失、社会阶层固化和中坚力量缺失不仅涉及到“经济利益”，更多地表现为“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既不会由于经济增长而自动缓解，也难以出现权力的自发让渡而获得短期改善。只有通过长期和曲折的民主制度改良，泰国的“中期发展综合征”才有望慢慢减轻。因此，基于“起飞初期综合征”的传统分析，低估了泰国“发展中期综合征”的实际影响，泰国政治乱局的复杂性、持续期和动荡程度可能都将超出预期。

　　持续期和动荡程度超出预期的政治乱局，必将带来不容小视的经济冲击。目前来看，这种冲击已有所体现：2013年12月，到泰国观光的外国旅游人数仅为225.75万人，较前一个月锐减3.62万人。2013年12月，泰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前一个月的35.1降至33.6，2014年1月进一步降至29.5；2013年12月，泰国产能利用率从11月的63.07%降至60.14%，创近24个月新低。受此影响，泰国GDP增长大幅弱于预期，根据2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13年四季度，泰国GDP同比增长率仅为0.6%，低于前一季度的2.61%，也低于1994年以来3.78%的历史均值，并创下近7个季度的新低。

　　笔者认为，政治乱局对泰国经济的影响才刚刚显现，鉴于泰国政治乱局的持续期和剧烈程度可能将超出预期，泰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危险不断加大。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