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

　　5月9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首次把“新常态”作为执政新理念关键词。6个月后，11月9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潘建成：所谓“新常态”，首先是针对过去长期形成的一种习惯状态而言，这种习惯状态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不平稳，波动起伏很大，发展模式粗放，尤其是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破坏以及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失衡，比如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过度依赖，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巨大等等。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增长会更加平稳，结构会更加优化，资源环境会得到更有效地保护，民生会得到改善，社会和谐程度会得到提升。或者可以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慢一些，但人们的幸福感可能会提高得快一些。

　　一带一路

　　1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启动。

　　马晓河：一带一路战略是把国内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连接起来的战略，它可以将国内优势与国外市场结合起来，实现共赢。在此之前，我国的对外战略是以出口产品为主，而出口产品又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一带一路战略改变了我国以往的战略，在此指导下，我国以输出资本和技术带动产品出口为导向，并且出口产品转向出口中高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并重。这是新常态下的战略转变。

　　非对称降息

　　11月21日，央行决定自11月22日起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同时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

　　2014年，央行实施定向宽松政策，两次“定向降准”，开展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试点，创设中期借贷便利（MLF），降低贷款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增长。

　　陈道富：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浮到20%，将给银行体系带来适度的利润压力，有助于各个银行更加现实地应对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加速银行的转型和分化。总量的货币政策有了结构性目标，促使央行创新调控工具，现实效果有待实践检验。我国缺乏市场普遍认可和操作的基准利率体系，央行通过SLF和MLF操作，影响短、中期利率，对市场收益率曲线有一定的影响。央行的调控手段更加市场化，但相对直接。社会融资成本高企，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资金供给上的原因，也有需求方的原因，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在深入了解原因的前提下多方施策，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的资金困局。

　　存款保险

　　11月30日，《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存款保险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央行根据2013年底的存款情况测算，50万元可以覆盖99.63%存款人的全部存款。

　　陈道富：存款保险从隐性走向显性，这是中国金融稳定体系改革的重要一步。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体系处于国家的隐性担保之下，储户的存款和大部分的公司存款几乎没有信用风险。存款保险的推出，从国家的全额隐性担保，走向有限额的显性担保。这有助于较好地分担风险成本，提前筹集应对风险的资金，缓解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储户对银行不信任而引发的不必要的存款挤兑。当然，由于我国存款分布并不均衡，特别是储蓄存款和公司存款分布高度不均衡，不同类型的银行存款保证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在推出存款保险初期，需要高度关注存款分布的改变，条例的公布与实施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间隔，以便利银行和存款人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调整，保证过渡过程的稳定。

　　民营银行试点

　　银监会在2014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提出，试办由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首批试点3至5家。民营银行确定四种经营模式：小存小贷、大存小贷、公存公贷、特定区域存贷款。12月12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获准开业。

　　陈道富：法律上我国并不禁止民营企业入股银行，但实际操作中民营企业入股特别是控股银行面临巨大的障碍。民营银行试点，标志着我国金融业自由化在机构放松准入管制方面，进入了相对实质操作阶段，这在机构层面上为资金自由定价创造基础条件。当然，由于我国金融稳定体系还不完善，特别是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有待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仍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承担着稳定职能，对银行的日常行为和风险控制仍有较细致的管理。银行的行为既受股东性质的影响，但也受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内部风险收益特征影响，还受监管制度的影响。在当前传统业务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民营银行有必要进行特色经营，但是否能真正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提供专业服务，还有待市场的检验和优胜劣汰。

　　地方债自发自还

　　新预算法获得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作出规定，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经国务院批准，今年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岛等十省区市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十试点地区自发自还债券总规模1092亿元。

　　贾康：新《预算法》增加了允许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正面表述和五个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很好地体现了我国立法在政府预算领域中地方债问题上因势利导实现的重大突破。适度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促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十分正常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政府性债务，我们大可不必“谈债色变”、视政府债务为洪水猛兽。有债务不一定意味着存在风险失控问题，低债务也不一定意味着绝对安全，关键是把握好度，抓好相关的制度、机制建设，特别是现代财政制度中应有的公债风险监管、防范、化解的制度体系和机制，充分发挥公共债务的积极作用，将其负面作用控制在最低，将其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对地方隐性负债积极地以“阳光举债、自发自还、市场约束、多重监督”机制来替代，“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筑围墙”，提升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水平，确保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依法治国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马晓河：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政府要依法行政，不能乱作为，这就从法律上理清了政府与法的关系。从法律上讲，法律对公民是法无禁止则可为，但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违，即政府的权力是有边界的，不得法外设立权力。现在些地方政府是法律授权也干，法律没授权也干，恣意侵犯民权，违法征占土地、随意拆迁等。决定还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也是一个进步。从这些方面讲，四中全会规定了政府权力的界限，强化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了法律条件。

　　此外，决定提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是要有规矩的，规矩就是法律。决定提出要加强各种所有制财产保护，清理各种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这是令人赞赏和受鼓舞的。

　　稳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潘建成：今年全年宏观调控政策贯彻了去年中央经济会议的精神，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其中突出的地方就在于区间调控——如果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那么就尽可能地“少动”甚至“不动”，保持连续性。但同时又有一些针对性的定向调控，主要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增长，而更多地将着力点放在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方向。

　　换个角度讲，只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我们的注意力就不必放在稳增长上，而是要放在转型与结构升级上，转型与结构升级的背后需要的就是从根本上解决过去经济增长中，一系列由于模式的粗放而带来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年来的根本特点。

　　取消楼市限购

　　2014年，全国楼市降温，房价止涨后持续下跌。统计局12月18日发布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已连续3个月全部停止上涨，房价同比下调城市增加。受楼市降温影响，除北上广深外，各大城市全面取消楼市限购。9月30日，央行、银监会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一是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为基准利率的0.7倍，且现持一套房并还清相应贷款的，二套房申请房贷按首套房贷款政策执行；二是对未实施或取消“限购”的城市，三套房限贷令取消；三是鼓励银行增加房贷。楼市取消限购和9·30房贷新政引发楼市成交回暖。

　　11月12日，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朱中一：2010年全国两会后，一些城市因“地王”和投机投资性购房因素的增加，房价上涨态势明显，遏制一些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国务院在通知中提出，在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和供应偏紧的城市可以实行阶段性的限购措施。之后，北京等一些城市相继实施了限购。随后的三、四年中，限购的一些二、三线城市明显供大于求，房价也趋于平稳。为顺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落实地方政府在分类调控中的责任，一些二、三线城市从5月起先后调整或退出了行政性的限购措施，加上之后中央政府对合理的自住性购房在信贷上的支持，使今年的房地产市场总体上趋向平稳发展。

　　国企混改

　　国资委国企改革终于迈出实质一步——央企“四项改革”试点的第一批名单公布。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等6家公司成为第一批试点企业。

　　今年以来，已有19个省份和直辖市发布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9月14日，中国石化发布公告称，旗下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与25家境内外投资者签署增资协议，25家投资者以现金共计1070.94亿元（含等值美元）认购增资后销售公司29.99%的股权。

　　刘纪鹏：混合所有制是为大型国企改革设计的新理论，是一种新型公有制。所谓新型公有制既不是国有独资，也不是有人所鼓吹的国企全盘私有化，而是中国新常态时期的创新思维，既不是重复美国也不是重复俄罗斯，其目的在于为中国模式、中国梦的实现奠定经济基础。

　　油价十一连跌

　　受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影响，中国成品油价首次出现“十一连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一个月内两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

　　高培勇：全球经济低迷是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连续下调，使得成品油消费税相关的改革实际上成为实施节能减排这方面的政策依托。从国际经验来看，燃油税和汽油柴油有关的税费从来主要都不是取得收入而是节能减排政策诉求的一种载体。当前的成品油消费税税率水平还没有把节能减排的政策用足，还得要慢慢来。只有使成品油消费税真正起到节能减排的效果时，那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税率。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

　　2014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央行逐步退出常态式干预。3月15日，人民银行宣布，自3月17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到2%，银行柜台汇率报价区间由2%了扩大到3%。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显著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初为6.06，4～5月份曾一度贬值到6.25，9月份又升至6.1左右，12月底再回落至6.22元附近。

　　陈道富：今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明显加大，央行的外汇占款变化不大，汇率的定价机制更加市场化。汇率波动幅度的加大，给外汇市场的参与者带来了更多的市场风险，特别是提高了跨境套利资金的汇率风险，有助于抑制过于频繁的短期投机资金跨境流动。汇率波动幅度的扩大，给我国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提供了较好的汇率环境，汇率和利率可以共同波动，以较平衡的方式调节宏观经济。当然，为进一步推动汇率双向波动和市场化，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中间价形成和发布机制，推动外汇避险工具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需要资本账户稳步开放，以在数量上配合汇率机制改革。汇率涉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汇率改革，将不得不涉及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大幅波动，给我国汇率市场化进程带来新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