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唱空中国的“导火索”在于第二季度GDP增长不及预期，以及6月份银行间市场资金紧张等事件的出现，使得市场对资本外逃、影子银行以及地方债的担忧骤然升温，特别是经济连续两个季度放缓着实为一些机构散播悲观言论提供了依据。就在此时，印度、印尼等新兴市场股市近期纷纷遭遇大跌，货币贬值、资金外流加剧。这不仅反映了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预期带来的国际资金流出新兴市场的大趋势，更表明新兴经济体面临增长动能疲弱，内部结构矛盾突出的“通病”。这无疑为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火上浇油”。

　　崔历认为，经济增速回落至7.5%并未偏离轨道，而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进入周期性复苏也不能成为唱空中国经济的理由，相反，发达经济体复苏带来外需改善，而这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尽管中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为出口行业带来挑战，尤其在低端出口领域，但这有望被中国强劲的制造业投资以及中国产品在价值链中的升级所抵消。这表明中国贸易伙伴需求回暖仍能推高出口。更重要的是，贸易领域在中国经济里的占比有所降低，因此，贸易需求溢出效应对其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在下降。值得一提的是，贸易领域缩减不仅表明全球经济危机后发达经济体需求呈现周期性疲软，也反映出中国正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降低了出口比重。“即便如此，外部环境改善对明年经济增长的提升幅度也约在0.3~0.4个百分点。”她说。

　　在外部风险降低的同时，中国政府也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有效地降低了内部经济风险。近期，国家先后出台了为小微企业减税、鼓励铁路融资模式创新、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放开贷款利率管制等一系列“微刺激”方案，央行此前又重启逆回购操作，为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这些行动的目的都是防止经济增长滑出“底线”。然而，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担心，由于最近几年杠杆率迅速攀升导致资产质量缩水，而宏观政策如果在此时大幅收紧无疑将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中国经济将面临“硬着陆”的风险。

　　在崔历看来，这一风险较为有限。从最近的政策声明来看，中国政府虽致力于推进结构性改革，但仍将确保宏观环境的稳定视为重中之重。有迹象表明，政策结构将转向以财政工具为主的模式，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这样的政策结构针对性更强、透明度更高，并能在促使信贷增长放缓的同时保持政策立场的整体宽松。例如，近期政府宣布了部分减税和针对具体行业的补贴政策，同时确认了一些基建项目。为减轻基建支出对信贷扩张的负担，政府还在想办法吸引民间资本，或动用财政存款作为资金来源。由于时间表尚不明朗，这些措施的短期影响仍不确定。但是，这样的政策结构调整，即临时性的财政措施配合流动性小幅收紧，再度表明政府在保持政策立场整体宽松的同时，也在兼顾结构性改革进程的推进。“因此，虽然未来几个季度中国政府仍可能在杠杆方面有所收紧，但预计将保持宏观政策的总体宽松。这也将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受益于发达市场需求的复苏。”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