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诺基亚还是中国市场上最流行的街机;5年前,除了给员工配一部黑莓,投资银行或许从没考虑过第二个选择。而今年,诺基亚把手机业务卖给了微软,黑莓的高层也换了一拨又一拨, 仍在不断寻找买家。
从去年到今年,科技、电讯行业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行业地位重新排序。根据Dealogic的统计,前9个月,全球企业并购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其中,电信业的并购规模最大,达3187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倍。
“今年是我们业务最好的一年,而且明年在筹备中的项目也很丰富。”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摩根大通科技、媒体和电信(TMT)投资银行部全球主席Jennifer A.Nason表示,今年的暴涨并非偶然,市场气氛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便宜的融资成本、总体表现较好的股票市场和一系列成功的IPO项目,这些因素都对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再进化
“中国还在初期阶段,在科技企业发展的历史上,很多企业不敢在规模足够大之前开展并购,毕竟并购本身比较‘分神’,不仅需要选准目标、执行交易,后续还要考虑如何整合和实现价值。”Nason表示。
而中国企业家的心理因素——对企业的自我认同和自豪感,也让中国与硅谷有所区别。摩根大通亚洲区TMT投资银行部主管霍隽(John P Hall)认为,在中国因为社会因素或个人因素,整体出售企业并不多见,“不过,当你已经开始看到一些本土的并购活动时,今后会看到越来越多,但更大规模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机会相对较小”。
事实上,一些规模略大的中国科技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对接触海外投资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本月中摩根大通在香港举行的全球科技、媒体和电信年会,就吸引了包括联想、携程、新浪、小米、百度等“国内大鳄”。
与中国相比,在已经成熟的欧美市场上,科技类企业的并购则是市场主导者之间的战争。
“(西方)科技企业越来越成熟,并购的动机既有防御型也有主动出击型,一些企业看到增长放缓时就考虑通过并购来提高增长率。”Nason表示,今天的科技行业并购不再是单纯地为了扩大规模,而是通过并购来填补业务组合中缺失的部分,避免部分利润降低或业务发展放缓影响整体估值。
最近几年,欧美市场上“大鱼”之间的并购重组早已揭幕。摩托罗拉已经不存在,而除了诺基亚和黑莓,今年10月,戴尔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Michael Dell联手私募基金银湖(Silverlake),斥资249亿美元将陷入困境的戴尔私有化。平板电脑的兴起让走定制路线,目标中低端市场的戴尔也未能幸免。
“市场正在快速演变,可想而知最终我们每人会愿意拥有多少设备?全世界会剩下多少个操作系统和内容提供商?这些数量都在减少。”Nason坦言。
Nason说如果问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首席执行官Randall Stephenson,他会告诉你,未来,网络质量是最重要的致胜因素。“最终,所有的智能手机都会同质化,设备本身的流行元素不再会像现在这样重要,但网络的速度、带宽和内容的质量则会更重要。”Nason认为,就算硬件设备和操作系统市场上的主导企业也需要再“进化”。
估值
过去6到9个月的时间里,随着美国投资者逐渐克服对VIE和会计问题的担忧,科技类企业的估值几乎翻了一倍,不过,霍隽表示,这非但没阻止并购的步伐,反而推动了融资的热潮。
“总的来说,我们看到互联网行业发生的情况是,只要能获得它们认为具有战略价值的资产,大型企业不惜为其支付100%的估值。”霍隽坦言,而在中国,市场主导者也愿意出资收购战略资产的控制权或者买下其少数股权,“这关乎到你能不能入局,或者能否接触到技术、产品或者内容”。
另一方面,可遇不可求的高估值环境也为科技企业提供了绝佳的融资机遇。“投资者情绪的转变对中国科技股的并购或融资交易活动有明显影响。你会看到私有化交易数目减少,相反,通过IPO或者可转债的股权融资活动增加,并购活动也可能继续增加。”霍隽认为。
今年,58同城、去哪儿网都已经成功在美国上市。而在可转债市场,除了常见的房地产企业,也有越来越多科技类企业加入。今年10月,携程宣布发行可转债,规模最终从5亿美元加码到8亿美元,11月,雅虎宣布将发行10亿美元的可转债。
“现在的股价比历史平均水平要高,企业还能够以低息率发行可转债。”霍隽说,眼下,不少科技类企业都希望能在融资成本低的时候加强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业务扩张的弹药储备和战略执行的灵活度。
当局者享受估值高涨的甜头时,眼下科网行业的火热,难免让人想起13年前的科网泡沫。不过,在霍隽看来,现在虽然估值很满但还未到爆灯。
“现在和2000年时有很大不同,那时很多企业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商业运营,只要他们与互联网有关,市场就会盲目地给予高估值。”Nason回忆说,但现在,市场各方都对企业有更高要求。“作为投资银行,我们会非常谨慎去做尽职调查,对企业要有充分把握;投资者也不会盲目对任何公司给予过高估值,它们要求上市的公司拥有切实的业务模型,能够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