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刘一鸣 北京报道

　　“迷雾漫漫伦敦天，令我心忧令我愁，一早双眸蒙戒意。往日大英博物馆，褪去魅力与荣光。”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伦敦街头的歌谣。上世纪50年代，伦敦的雾霾达到顶峰，这是由其日益增加的工业设施肆意排放的烟和雾导致的，这迷雾包含着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所有光荣与污垢，甚至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代名词。

　　伦敦大雾的历史影像与中国沿海城市群在雾霾严重日子里的景象无奈的相似，虽然还未有过能比得上伦敦1952年烟雾事件的情形，但是中国的污染问题持续而普遍。

　　基于现实，环保话题成为人们再一次关注的焦点。

　　“我的感觉是，应该是生态文明大革命。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中间专有一节讲生态文明问题，而且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各个章节里面，也有相当多的篇幅在说生态文明建设，并且强调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市场的责任。” 12月4日，在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1世纪低碳中国发展高峰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

　　随着现实的愈发严峻，中国版的空气清洁法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今年9月颁布，它标志着中国官方以大气环境治理作为一个新切入点的环保新行动。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仅导致了大气污染，还导致了在中国普遍存在的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而这些几乎跟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所以仅仅是新行动恐怕力度还不够。

　　明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对于三中全会《决定》中的生态文明，潘家华给出了自己的读解。

　　“《决定》中16节、60条、300项措施，关于生态文明的几项措施可以说每一项都是革命性的。”潘家华分析，要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在我们国家所有制结构下，我们只有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对于其它空气、水、矿产资源按照现行的法律和实践都是属于国有资产，是国家的、全民的，所以说这一条是革命性突破。

　　也就是说自然资源是资产，既然是资产就应该明晰产权，明晰产权就是责任到产权人，既然产权界定了、明晰了，就应该可以让市场在我们自然资源资产的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就这么一句话，几个字，所包含的内涵显然是革命性的，这不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高度，而是一次大的变革，是革命性的。”潘称。

　　潘家华进一步指出，《决定》中间还提到要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事实上，我国目前还没有编制出宏观经济资产负债表，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逐步推出自然资源资产的负债表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个措施本身是革命性的，对于自然资源我们需要摸清家底，到底有多少自然资源的资产，也需要了解动态，消耗了多少自然资源的资产，哪些是补偿的，哪些没有补偿，我们进口的自然资源资产情况如何。

　　另外，与会嘉宾国家发改委气候司李高副司长强调，我国现在对碳排放的控制要从强度控制转变为总量控制，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这个碳排放总量就是一个总量资产，这样一个总量资产在国家层面是一个总量资产问题，同时在企业层面乃至于消费者层面，都会有一个碳资产负债问题，怎样能够使我们的碳资产负债平衡。”潘家华表示，这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企业都必须考虑的。于是，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所涉及的内涵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

　　“所以我说是生态文明大革命，不是小革命，并且是正在进行时。”潘称。

　　生态保护红线与耕地红线同题

　　三中全会《决定》中还提到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中国已经有一条为人熟知的“红线”—18亿亩耕地红线，它是指经常进行耕种的土地面积的最低值。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被粮食生产问题所困扰，为了粮食安全这个红线被严格画了出来。

　　如今，把生态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的18亿亩耕地红线同题并论，预示着生态保护红线的战略意义。

　　“从我个人的理解，生态保护红线大概有三类。”潘家华分析，第一类是一种地理空间范围的红线，比如说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这是非常明确的地理空间。例如在水源保护区内不准有任何污染和破坏行为，在自然保护区内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必须退出，这是有法律约束的。

　　第二类红线是一种总量红线，是指环境承载能力。一个城市多少人口，大气的环境容量、水资源的承载力如何，这些都是刚性的。

　　“如果我们不想受雾霾的困扰，如果我们想有清洁、充裕、干净的水，就必须遵守这样一个环境承载容量。”潘家华称，如果环境承载力的总量红线被突破，比如北京已经突破了，为了保证北京用水，还要跨流域、跨地区搞南水北调。

　　再比如北京的大气环境容量应该已经是超负荷的，雾霾不仅仅是一种标志，而且也表明不可持续，已经不适合社会经济活动、不适合人类居住。

　　第三类红线是一种“守绿”红线，例如建筑节能标准、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单位产品的综合能量，这些都属于守绿红线，企业必须要遵守一些排放标准。

　　同时，生态保护红线之所以是红线，说明它是一个刚性约束，是有边界的。

　　“例如三周以前环境资源部门说发现15亿吨的原油储量，这是很了不起的。”潘家华表示，但是大家细想我们在2010年进口原油2.71亿吨，进口成品油4000万吨，这个数字加起来是3.2亿吨。我们自己国产是2.2亿吨左右，我们一年消耗的原油几乎不到5亿吨。5亿吨原油储量只够用两年多时间，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每年都有这么多的碳储量，因为地球是有边界的，这是刚性约束。水资源量是有刚性的，戈壁滩上只有三五家企业在那里，就是因为水资源的容量是刚性的，不可突破的。这些都是在生态保护红线的框架内。

　　生态保护需真行动

　　随着中国的财富增长，市民对整洁的街道、干净的水和空气有了越来越高的需求。但是，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财富依然随着充满烟尘的矿山、冒着黑烟的工厂被创造出来。毕竟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更易于执行，但这也就意味着解决问题永远落后于产生问题本身。

　　天津冠勤生物科技公司的梁青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对于提供高科技解決方案、规模较小的公司而言，政府支持仍发挥着巨大作用。以前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空话实际支持很少。但如今有大量措施出台。我认为，这反映出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政府现在有钱了，它需要对环境做点什么了。”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曾经撰文称：“中国古代的兵法，上面的指示一定要逻辑一致才能贯彻执行，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只有给予大力的激励和奖励，才能鼓动鼓励社会朝着生态文明的方向前进，如果我们继续延用谁搞GDP搞得快就提拔谁的老的一套考核办法的话，那就不能激励各级追求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各级政府做出强有力的决策，以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发展代价大。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需要各级政府把生态文明理念、科学发展的理念纳入宏观经济决策，出台一些实际的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步控制住污染的局势。

　　当然，在实际政策层面，今年深圳、上海、北京碳交易市场的启动给中国环境治理带来了曙光。

　　“有人把今年称为碳交易元年，深圳、上海、北京都已经启动了市场，广东希望在年内把配额发放完，天津打算年内启动市场，湖北也希望年内或明年启动。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洪波表示，启动碳交易意味着区域总量控制，这说明中国低碳发展进入新时代，企业开始有承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不像原来那样没有约束可以敞开排放温室气体。所以从今年开始中国低碳发展有了新起点。（编辑 王世玲）

　　作者：刘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