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奥朗德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刚结束的G8戴维营峰会中，成为立场一致的重要伙伴，对欧盟内部在默克尔-萨科齐时代被压抑的“增长诉求”作出了很好的呼应。G8峰会声明表示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承诺推动增长和就业，并要求尊重承诺、履行财政责任。这一重增长的立场，对于本周要召开的欧盟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是一个“转调”前奏。

　　目前，欧盟领导人正在抓紧把那些曾经被搁置或者否定的危机应对提议，写进欧盟领导人非正式峰会的讨论项目中。除了加大欧洲投资银行的投资能力外，对困境中的欧洲银行业进行资本重组，建立欧元区共同担保的欧元债券等，可能会被重新提上讨论议程。法国社会党总统奥朗德与欧盟委员会领导人和意大利等国领导人的团结，意味着德国要在继续反对共同担保债券的同时，也需要和欧盟内部代表了至少一半以上国家人民的“就业增长”派，彼此妥协来达成欧盟困境国家经济复苏。

　　欧元区经济危机整体上并非是财政超支导致的债务危机，而是在欧元区低成本资金推动下的经济泡沫和地产泡沫破灭后的经济危机。过去经历过类似危机的国家，确实要经历中期性的结构调整才能缓慢复苏，但这些国家经过调整后确实也都复苏了，萧条不是长期性的。不过，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在财政和货币双重紧缩的条件下获得经济复苏的。在中国这样收入分配制度存在明显不公的国家，由于货币资金追随既有的财富和权力结构流动，一味地依赖货币宽松，客观上只能加剧收入分配失衡和经济结构失衡。欧盟国家收入分配制度的公正性和经济增长利益的共享程度，让货币宽松政策可以在欧盟发挥良好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新书《End This Depression Now 》中提出，真正把德国推向二战前的历史绝境的经济前因，是1930年代初期的紧缩政策。当时的德国为应对华尔街金融灾害而大量削减开支和投资，导致后来失业暴增。国际政治学界还普遍认为，一战后在德国没有相应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战胜国仍然坚持要德国作出全部战争赔偿的要求，导致了德国后来的绝境。

　　G8峰会期间奥巴马对欧洲需要刺激经济的表态，表明他支持欧洲央行学习美联储和英国央行进行定量宽松。和其他货币区相比，欧元和欧盟原不应因为欧洲央行更严格反通胀而受到投资者惩罚。事实上，欧洲央行已经在对欧洲银行业的积极贷款中，表现了对定量宽松的灵活态度。由于共同担保债券的复杂权责关系需要更多时间来理顺，欧洲央行的定量宽松干预仍然是欧央行对其成员国的债权关系，短期更可操作。某个国家的任何风吹草动就会让多个国家被动接受高成本利率的状况，可先由欧洲央行在主权债务市场的定量宽松来予以干预矫正。定量宽松可能带来的核心国家通胀率，最终符合欧盟利益和德国利益，德国应该坦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