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动产的金融资源，通过对动产的专业化经营，整合金融和产业，这是融资租赁公司的核心商业模式——至少李思明是这么做的。他是恒信金融租赁公司的CEO，“中国融资租赁三十人论坛”联合召集人、常务理事。

　　第一财经日报：近几年融资租赁业发展非常快，租赁标的涵盖也极为广泛，各类设备、不动产，甚至部分无形资产都被不同类型的融资租赁公司作为租赁物经营。租赁公司选择租赁物应该考虑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李思明：国内租赁业2007年开始蓬勃发展，融资租赁的内涵也快速地扩大。融资租赁有四大支柱：会计准则、税收、法律、监管，在中国，这四大支柱对租赁物的范畴规定并不相同，因此在大前提基本符合融资租赁框架时，只要在某一个“支柱”下符合融资租赁的要求，“租赁物”就成立了。

　　不同国家对租赁物范畴的定义不尽相同。欧美国家讲到融资租赁时一般都是跟设备融资有关的。在欧美，动产租赁和不动产租赁是两个不同的行业。关于不动产的租赁交易叫做“不动产租赁”或“不动产融资”，而不会称之为“不动产融资租赁”，因此范畴和占比都比较大。一般我们讲到融资租赁，都是讲动产租赁。

　　一个企业，主要的资金需求可以分为三部分：大头在不动产，就是土地和厂房，一般通过股本融资的方式实现，是长期投资，而且质量比较好，可用于抵押贷款；设备等动产需要中期融资，但设备是逐步贬值的东西，获得抵押贷款的可能性比较小；然后企业的运转需要流动资金，需要短期周转。简单地可以归纳为：长期投资、中期融资和短期周转。

　　日报：你认为动产融资比较适合以融资租赁的方式来运营，为什么？

　　李思明：中期融资满足的是设备需求，设备本身是不断消耗的，基本没有增值的可能性。用设备来做抵押贷款，对银行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银行要根据设备的评估价值和抵押率来决定贷款额度，用设备来做抵押，计算起来会非常困难。不动产一般是不直接产生现金流的，比如房产，商用型还会产生一些现金流，但住宅本身不产生现金流，要靠住房子的人挣的工资作为现金流来还银行贷款。

　　与此不同，融资租赁的资产都是经营性资产，本身是能够产生现金流的，这就是动产设备的好处。所以融资租赁是金融与实业的整合，全球几大家独立融资租赁公司，其实都有很强的厂商融资租赁业务。

　　也就是说，融资租赁公司对设备所产生的现金流的专业判断和经营，是银行不能比的。

　　日报：从贬值的东西里面赚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李思明：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优势互补。租赁公司有租赁物在手，虽然是贬值的，但比信用贷款能承担的风险要大许多，在风险的判断、处置、救济上有优势，可以根据客户的现金流来设计出相关产品，对设备的利用度比较高，在价格方面也可以满足企业的需求。我们满足了其他金融服务渠道比较少的客户群体的需求。

　　融资租赁公司主要的收入还是租赁期利息，经营性租赁还可能在租期结束后通过二手设备交易赚第二笔钱。单靠租赁物的余值赚钱，利润比较少、风险比较高的，比如做飞机的经营性租赁，假设租期十年，到第十年航空市场非常不好，飞机被退回来，停在沙漠里没人要，那就很惨了。

　　但是租赁公司可以活跃租赁物市场，从而产生更多的收益渠道。上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二手车市场并不活跃，车辆租赁普及之后，GE-CAPITAL看到二手市场的极大潜力，在美国的东中西部布局收购了五个小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全国联网，使二手车市场活跃起来了，二手车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升值了。

　　所以，融资租赁公司的优势是会不断挖掘设备本身的价值，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发现潜在的价值。某些人看来贬值的东西，在另一些人看来有区间性的增值可能，这些空间被融资租赁公司赚走了。因此，租赁公司也可通过资源在不同区域的配置使其增值。

　　日报：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做动产融资租赁的前景如何？要实现这个前景，主要困难是什么？

　　李思明：目前，中国近万亿元的融资租赁资产中，设备占的比例并不大，算上飞机等大型交通设备，占比也只有50%～60%，规模还非常小。现在的融资租赁公司还是以满足企业的资金周转需求为主的，应该转变成根据现金流匹配动产投资，在业务上的进一步深化。

　　在中国做动产融资，还有一些政策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动产登记的分散性，没有统一的动产登记制度，对融资租赁的登记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这给融资租赁公司带来了政策风险。

　　第二是退出机制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比如二手机动车市场是分散的，小区域性太强了。退出机制落后，导致设备余值部分很难合理计量。以我的经验，在余值定价时，参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在国内市场再打一个折，如果一个设备的余值在发达市场可以达到30%的话，在国内市场可能只敢估值20%，吸引力就会小很多。

　　所以，我们建议：首先，组建统一的动产登记系统，保障租赁公司的权利；第二，开放二手设备市场的建立和经营；第三，急需培养人才，尤其是对不同类型设备、不同阶段的融资租赁物的余值判断方面，国内经验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