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本报记者解释说，这倒不是因为在这条路上努力了20年而没有成功，而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另一个更大的威胁，即他和他的同事杰夫·安航（Jeff Anhang）提出的，畜牧业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2009年，他和杰夫·安航在2009年的《世界观察》（world watch）杂志发表的《牲畜与气候变化》报告指出，全球畜牧业及其副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占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1%，远远超过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2006年发布的报告《牲畜的巨大阴影：环境问题与选择》中估算的18%。

　　因此，当务之急是解决畜牧业的高排放问题。他主张，人类应当尽快用替代食品替代1/4的畜牧产品（如牛、猪和鸡），这样不但可以降低排放，而且可以节约40%的世界粮食产量，为至少30亿人口提供充足的热量和营养；同时建议，对该排放的畜牧产品征收碳税，以此减少这类产品的消费。

　　在畜牧业排放问题上，罗伯特特别警示了中国，“中国现在有80%的大豆需要进口，占世界大豆产量的60%，而这些大豆主要用于牲畜饲料，这些进口的大豆其中大部分都来源于亚马逊和其它森林地区的土地，而这些林地特意被砍伐用来种植农作物”，“中国政府急需逐步停止从这些因牲畜和饲料生产而大量毁林的国家进口牲畜产品和饲料”。

　　罗伯特，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环境科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并在1978-2001年服务于世界银行，并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环境顾问。2008年，他因对环境问题的突出贡献，获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授予的一级柯立芝勋章。

　　畜牧业的气候代价

　　《21世纪》：通常，人们认为工业和电力的排放基本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源，但是你的研究却说牲畜产品排放占据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一半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罗伯特：我们基于生命周期做了测算，也符合GHG Protocol的方法学要求。

　　我们的分析中的最大因子，在常见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估中完全没有被计算。这就是牲畜呼吸的直接影响，或与其对应的为牲畜和饲料生产而留出的土地先前所能吸收的碳。

　　2009年交通运输所耗燃料大约排放了60亿吨的二氧化碳。相比之下，2009年，饲养牲畜的呼吸排放了大约100亿吨的二氧化碳。

　　如果对我们的结论表示怀疑的话，我们可以重申以下很少被人注意的数据：从1960年开始，牲畜数量已翻了6番，在2010年已接近600亿头，并且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现在用于放牧；三分之一的可耕地被用于生产饲料；五分之一的亚马逊雨林已被毁，相当于英国面积的五倍，主要用于牲畜和饲料生产。

　　《21世纪》：你们的观点发表之后，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

　　罗伯特：我们的观点已经变得很流行，而且得到了一些反馈。据我了解，它被发表在中国政府的官方气候变化网站上。在其他地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报告说：“Goodland 和 Anhang 已经揭示在遏制气候变化的方案中，什么选项可以作为大规模的范例式的转变方案。”尽管我们的文章批评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它还是邀请我们去罗马和柏林演讲。清洁能源Maui公司的CEO Chris Mentzel认为，我们的分析使他确信，降低1%的肉类生产与在太阳能发展上投资3万亿美元具有相同的气候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发表文章描述了一个“畜牧业革命”，这将使谷物需求在1995年至2020年之间增长39%，同时肉类需求增长58%。但是，在2011年，IFPRI开始预测在2030年前，全球肉类消费最多可以降低19.2%。

　　碳税优于碳交易

　　《21世纪》：你提出，最近气候谈判的减排目标，几乎完全可以通过用替代品替代1/4的现在消费的畜牧产品（如牛、猪和鸡）来实现。那么这一替代过程在现实中应如何实现？

　　罗伯特：就其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口味而言，中国的传统饮食或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对不了解中国传统饮食的人们，或者人们了解，但是已经形成了以食用肉奶制品的饮食习惯，他们可用像面筋做的“鸡”，大豆做的“牛肉”，果仁奶和椰子冰淇淋来替代肉奶产品。这应是像麦当劳这样的公司应该作为可持续食品推销的产品种类，而不是那些牛肉和鸡肉产品。

　　如果世界都仿效中国的传统饮食，不但气候问题将至少在短期内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而且要养活到2050年预计的90亿到100亿世界人口很可能就没问题了。

　　《21世纪》：你曾经提议对畜牧产品征收碳税，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吗？我们知道，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计划尝试碳交易。

　　罗伯特：和其他手段如碳交易相比，我认为，碳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碳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且容易产生寻租现象。相反，征税几千年来都是一个财政程序，是普遍而有效的，而且交易成本低。自从减少温室气体成为全球性目标以后，我就认为是时候普遍征收碳排放税了。

　　多边谈判仍必要

　　《21世纪》：有观点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谈判，效率低下，进程缓慢，我们应该采取更灵活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对此，你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罗伯特：2010年12月，在坎昆试图就制止全球变暖，达成一个新的国际公约协议的努力失败了。此前，类似的峰会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也失败了。尽管如此，我认为多边的谈判仍然是必要的。

　　《21世纪》：你如何评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导力？

　　罗伯特：我认为，中国已经在解决全球气候危机的行动中成为领导者。例如，当世界为每年新增的八千万人口及其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量而不堪重负时，中国在采取措施稳定人口方面领导了世界。

　　中国新的五年计划承诺将加速中国的“绿色转型”，这对于确保中国在2020年之前实现将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40%-50%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中国成功地实施为实现其目标而采取的措施，那么将继续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