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就我国资源价格现行机制的问题，以及未来改革的方向对张粒子进行了专访。

　　上海证券报：您如何评价现行的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

　　张粒子：现行机制本身未充分体现资源稀缺性和实际生产成本，但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这种机制有利于维持相对稳定的资源品价格，也正因为此我国才能实现经济腾飞，所以在前一个历史阶段，它是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可利用资源紧张，低价格资源带来的资源低效利用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明显。因此必须进行资源品价格改革，使之能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和资源品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成本。

　　例如，我国煤炭市场还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具有一定垄断性，所以其价格中有不合理成分，所以国家在特定时期进行干预也是有必要的，尤其在我国电力消费结构目前仍以火电为主、对煤炭非常依赖的情况下，为使电价保持适度的增长状态，必须要有政府角色参与。

　　在通胀形势严峻、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电价大幅度上涨对经济保持合理增长是不利的，所以电价只能适度、可控地增长。如果经济不能保持合理增速，对就业物价指数等一系列指标都将有影响。

　　上海证券报：能否结合具体例子谈谈现行资源价格机制中最突出的问题？该用什么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张粒子：最突出的问题即资源品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需状况，同时不能反映资源的量是有“价”的量。

　　比如天然气价格，它的出厂价、管输价和城市管道价都是实行政府定价，但这个价格显然不符合我国对它越来越大的需求，而且资源费偏低导致开采浪费现象严重。尤其今后我国要大力发展天然气，偏低的天然气价格将扰乱市场。之前出现过的几次气荒，政府只能被动地上调价格，但调整是滞后于市场的。资料显示，我国天然气目前对外依存度大概是13%—16%，但五年后，随着中亚通道打开，这一数字可能达到40%，但国产气价是国外的一半，谁会做高买低卖的生意呢？所以不和国际市场接轨的价格到时可能造成更大的矛盾。

　　解决的手段就是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并建立与石油等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另外征收资源税，使资源品的真实价格和环境成本通过终端价格反映出来。

　　上海证券报：怎么看待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资源品价格逐渐“去行政化”的过程？

　　张粒子：以一个具体例子来说，如电价改革，其改变“政府定价模式”要结合我国电源结构的改变。

　　我国发电结构里，煤炭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另外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期，用电需求增长也非常快，电力需求预期提高了煤炭需求的预期，因此煤炭企业自然就有涨价动力。欧美国家电力需求增长有的不超过百分之三，这是因为其经济产业结构相对合理，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

　　所以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指导价的帽子会一直带着。但在我国转型之后，或者说电源结构改变后，这个帽子会摘掉。

　　我国在努力为这个转型做准备，在改变电源结构的工作中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现在鼓励天然气勘探和开采；再一个就是更加稳重地进行核电大发展。另外这几年大水电站也在建设，所以结构确实在调整。

　　与其他经济模式相对简单的小国相比，我国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国情现状，都有其历史的复杂性，因此经济转型、价格改革更缓慢，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明知前方没路可走，也只能慢慢刹车，但不能因为慢，就不做。

　　上海证券报：如何理解资源品价格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张粒子：这主要是由资源品价格本身承担的义务有特殊性决定的，一方面要让人们都有公平使用权，另一方面它要能反映自身的稀缺性。

　　以水价为例，水价有两个很矛盾的地方，一是水资源的稀缺性更高，虽然看似到处是水，但能喝的好水已经很稀缺了，所以价格确实能调节人的行为，价格一高居民就能更节约用水。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水承担的“普遍服务义务”更多，人没水，没有洁净水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组矛盾。

　　所以水价改革的确应该是最为迫切的，但同时这并不仅仅是水价的提高或者变化，资源品价格改革是涉及多方面工作的系统性工程。考虑到资源使用的公平性，大家都有使用权，那么市场化之后，价格提高，国家财政、民政部门怎么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这很重要，也需要和资源品价格改革同步进行。这和电价改革很相似，两者的改革既要促进节约又要保证公平，所以“十二五”改革方案里才会有阶梯水价、阶梯电价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