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共财政无法发挥应用的功效？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应该掌握怎样的原则？在改革开放初期，公共财政是本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发挥职能作用的，因此重点在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财富的积累。然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原则需要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财政目标也要作出调整，才能引导公共财政工具发挥适应性的职能作用，促进社会和谐与经济的稳定增长，否则就会出现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

　　不难看出，在缺乏监督和问责、透明度的财政体制下，社会公共资源很容易被侵占、盗用和滥用。在中国各个省市，随处可见被不断挖填的道路、豪华奢侈的政府大楼、超标准的高速公路和空港项目，以及为了获取政府补贴资助一拥而上的“新能源”企业等，不胜枚举。然而，那些最该得到政府关心的公共医疗、公共卫生、古迹保护、养老体系等民生工程，由于无法为官僚们获取超额租金，投入甚少。这些都是公共财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比盲目浪费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当需要进行经济周期调控之时，财政工具的运用可能会得出一个南辕北辙的结果。

　　以公共财政的主要工具——税收为例。“十二五”开局之年，由于世界经济的依然低迷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必然是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内部消费需求，然而，由于依然高涨的通胀预期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造成了还没有刺激起来的内需又陷入了更深的萎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就是税收制度的不合理，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远远高于富裕阶层的税负，加上机会不平等和官僚体系的固化，从而加剧了各个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

　　如果公共财政的工具——税收不能做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调节贫富收入差距，造成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很低，就无法真正激活民间消费，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毕竟，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都是中低收入者，普通商品的消费都依赖于这个群体，他们是“国富民强”的基础。

　　相比个人，企业方面的税负问题似乎没那么显而易见。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企业税负平均在30%左右，似乎不算高，但是中国大多数企业为何普遍感觉税负过重，其原因也是公共财政的扭曲，造成的结果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已经拥有大量垄断资源的企业还可以疯狂占用公共资源，而那些需要公共财政去扶持、引导、鼓励的创新、发明之举，则被无情挤占。

　　我们呼唤一个有效率的公共财政体系，因为“民富”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