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国家队

　　“国家队”涌入新能源投资将带来什么？民营新能源投资机会何在？

　　□ 本刊记者 陈竹 陈慧颖 吴莹 杨悦 张瑞丹 | 文

　　一场围绕着充电站的争夺在央企巨人间展开。

　　在深圳，中海油集团与普天集团合资成立普天海油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与当地电网的垄断者南方电网激烈竞争承建电动车充电站。国家电网公司新年工作会议上提出，年内在27个城市开建75个电动车充电站。一个月之后，中石化集团便与北京首科集团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准备将中石化现有的加油、加气站，改建成加油充电综合服务站，并扩展至河北、天津乃至其他地区。中石油也在与江苏发改委谈判建站事宜。

　　这些都发生在“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被写进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前。自2007年《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掀起国企投资风电潮之后，又一波国企新能源投资浪潮来袭。

　　新资金还在集结，等候加入新能源“国家队”的行列。中国人寿集团总裁杨超在“两会”上递交提案，建议政府在保险资金运用细则、税费优惠等方面打开通道，由大保险公司牵头成立产业基金，专门投资战略新兴产业。杨超称，“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从投资到见效的运作周期长，需要资金量大，一般的短期社会资金难以支持。更需要保险资金等中长线资金的介入。”

　　几个月前，在中国新能源投资的“国家队”中，中海油还称得上最激进的投资者之一。从2006年下半年以来，中海油批准的新能源投资已逾百亿元人民币。一位中海油内部权威人士透露，未来五至十年内，中海油将向新能源领域投资175亿元人民币，主要投向三个领域——煤基清洁能源（煤制气）、风电，和汽车动力电池。现在，随着中央、地方各路国有资本的大举杀入，这些数字看上去已不那么耀眼。

　　“国家队”大举投资新能源带来了什么？

　　政策激活国内需求

　　全国“两会”开幕第一天，3月3日，资本市场上演了一波新能源股暴涨行情。阳光能源（00757.HK）及保利协鑫（03800.HK）涨11%及7.9%；龙源电力（00916.HK）及中国风电（00182.HK）涨4.35%及3.4%。连带相关电力设备股重庆机电（02722.HK）、高速传动（00658.HK）及上海电气（02727.HK）等的升幅均超过5%。

　　上涨的主要推手是由九三学社提出的“关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低碳发展的建议”，这份全国政协“一号提案”提出，将低碳经济列入“十二五”规划。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列入2010年重点工作之一。一位阳光私募投资者对本刊记者表示，去年“4万亿”经济刺激仍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今年明确提出“低碳经济”概念，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吹响新能源投资的集结号角。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要在保留现有节能减排目标的基础上，“到2020年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降低40%到45%”。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在去年年底做出“到202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9%提高至15%左右”的决定。

　　本刊记者获悉，国家发改委正在拟定的“十二五”规划，已将核能、风能、新能源汽车等放在首要位置。尽管细节尚待确定，但信号明确：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已定。随着“低碳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动力，将从以往的出口驱动进一步转向国内需求驱动。一个巨大的充满机会与风险的投资盛宴已近在眼前。

　　近几个月，国家发改委等相关主管部门接到了更多在华修建太阳能发电厂的咨询，投资者来自海内外。

　　没有人愿意错过这场“国宴”。

　　中海油动力

　　类似中海油这样的激进央企，早在三年前已嗅到了中国政策层面将要发生的变化。

　　2006年下半年，在新能源领域徘徊了几年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称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终于决心迈出实质性步伐——将原先作为三级单位的新能源板块，从存续企业中海石油基地集团有限公司中抽离出来，成立独立的新能源办公室。

　　负责人是44岁的总经理助理郑长波，直接向傅成玉汇报。翌年，新能源办公室升级为中海油新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海油新能源公司），郑长波出任总经理。

　　“不改变模式，2020年中国达到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中期的水平，至少需要等同于52亿吨标煤的能源，届时中国能源消耗量会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到哪里去挖这么多煤，有十个中海油、十个中石油也难以为继。”郑长波回忆最初公司做决定时说。

　　中海油的判断是：中国必然要转向低碳经济，这个转变不可能再依赖市场自身做调节，很可能通过税收杠杆调整——譬如增加环境税、碳税或资源税。石油公司如不及早转变，将来就可能措手不及。

　　郑长波承认，新能源产业虽然处于初级阶段，充满不确定性，但进入一个并不成熟的新型行业成本相对较低，更容易占据有利地形。

　　“当下是做，今后也是做，迟做不如早做，迟转变不如早转变。”郑长波说。他常用中海油早年率先进军LNG（液化天然气）产业的例子，来说服观点较为保守的同事。时任中海油总经理的卫留成在清洁能源还不被广泛看好时就选择了投入液化天然气。正因为起步早，中海油才得以在国内LNG行业占据主导地位。

　　“主动”背后也有“被动”成分。无论是昨天的LNG还是今天的新能源，中海油之所以勇于尝试，原因在于与中石油和中石化相比，“规模比较小，做老的东西难一点”。

　　一方面，中国陆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区块主要由中石油和中石化分享，下游炼化销售板块竞争白热化，中海油试图拓展却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海外资源并购面临资源保护主义抵制，中海油去年几次并购意向都因资源国行使优先收购权作罢。以往，中海油还有中国海上油气开采对外合作专营权的独家优势，但近几年，中石油、中石化也在积极谋划“下海”，未来竞争形势不容乐观。

　　三年多过去，中海油的新能源板块目前已小有规模：在内蒙古化德、甘肃玉门、海南东方、山东威海发展风电场；在海南和江苏发展生物柴油；在山西大同发展煤制气。

　　长链条：电池—电动车—电站

　　即使主观积极，中海油在新能源领域的任何突进，也是各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2009年年中，天津市政府给中海油出了一道题——希望中海油能够投资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50亿元，扩建20条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生产线。

　　天津力神是一家国有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创业以来得到天津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领导人考察天津，天津力神是必到之站。接是不接？天津是中海油环渤海战略最重要一环，中海油每年原油产量五分之三在渤海，战略友谊至关重要。

　　中海油突击研究了电动汽车及其电池领域的风险和机会。据接近天津力神人士说，中海油最后得出三个初步结论：首先，无论今后能源趋势怎么变化，无论是风能还是太阳能，都要转化为电能。一种出路是并网发电，这是电力公司长项，中海油没有竞争优势；另一个方向就是蓄电，生产蓄电池。最后，50亿元是个大数目，但并非一次性投资，只是扩建年产20万辆纯电动汽车配套电池生产线车的预估投资需求。

　　2009年7月31日，中海油正式对外公布投资意向。迈出了第一步，就自然地被推向第二步和第三步——既然投资巨额生产这么多电池，肯定要找市场，介入下游。

　　2009年8月，中海油和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普天海油新能源动力有限公司（下称普天海油）。12月，普天海油又和电动汽车制造商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杭州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2010年初在两个以上省会城市启动汽车充电站网络建设。在珠三角，中海油也计划在广东省推广动力电池，先期建设一批动力电池示范站。

　　到今年年初，中海油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棘手——众泰生产的电动车汽车即将上市，普天海油和众泰打算将这批车和电池放到市场上租赁，每月租金2500元。但这么高的租金能否吸引用户还有待检验。至少在目前油价下，电动车根本“活不过来”。

　　电动车充电运营模式也还在摸索之中。是建设插电式充电，还是建设电池更换站？如果从用户经济成本角度考虑，插电充电便宜，但是耗时太长，慢充需四到八小时。快充只需半小时，却以缩短电池寿命为代价。而且，中国家庭车库少，公用固定车库也不多，在哪儿插电充电成为大问题。固然石油公司在各地有加油站，但面积有限，同时充电的车辆有限。如果采用更换电池法，用户很方便，但要储备更多电池，成本攀升，企业的压力就会加大。

　　尽管困难重重，电网公司和石油公司目前都在积极加入充电站建设的跑马圈地，原因就在于中国已基本明确了发展电动汽车的新能源汽车路径。目前中国已经明确提出在13个城市为公交、公务、出租用电动车提供补贴，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两会”期间透露，针对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也即将出台。在这种情况下，石油公司担心未来一旦电动汽车上规模，现有的加油站将遭废弃；电网公司则致力于在新的领域扩充垄断。

　　“现在跑马圈地是一种适者生存的竞争，投资肯定有部分将来会打水漂。”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战略研究室主任单联文说，“不排除一些企业盲目激进，但中海油希望（在新能源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一天，自己不仅留在历史舞台上，而且留在第一梯队”。

　　往下游去

　　与中海油主动转型不同，国有发电企业投资风电最初源于政策的硬约束。2007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规划要求，到2020年发电装机容量在500千瓦以上的企业，其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必须达到8%以上。

　　与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相比，风能因发电成本最接近火电（以发电成本计，火力发电为每度0.2元-0.3元，风力约为0.5元-0.6元，太阳能发电约1.2元-1.3元），仍是目前最具商业化、规模化发展前景的可再生能源。加之中国具备发电条件的风场原本就不多，为了达成目标，五大国有发电集团很快开始了几乎是不计得失的“圈地”运动，并垄断了风电下游。

　　中电投集团的一位人士介绍说，近两年，由于国家严格控制新上大型火电项目，大规模新上风电，变成了企业扩大装机容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现在，中国的风电下游基本上是五大发电集团，加上中广核、神华、华电等共八大国企为投资主体，约占风电下游总投资金额的76%；其他投资来自于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比如电网公司的“三产多经”企业，以及极少数在当地与政府关系紧密的民营企业。私募与风投则集中在风电的上游制造领域。

　　国电集团以287万千瓦的风电装机容量居首，大唐集团、华能集团紧随其后，风电装机容量分别为215.42万千瓦和超过100万千瓦。

　　对央企的杀入，民营企业往往只能撇撇嘴：央企财大气粗，赔得起。但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丝毫不在意资金回报。国电集团旗下的龙源电力2008年净资产收益率为10%，在龙源电力成功上市后，华能和大唐都计划将相关风电公司发行上市。

　　国企需要权衡的还有国资委正在推行的央企EVA考核办法，与传统的考核利润总额相比较，EVA计入了资金成本和利用效率，对新能源这类“投资大、短期没有回报，未来回报也不确定”的项目不利。

　　以中海油为例，中海油决心把新能源培育成未来支柱产业，理论上不能指望三五年内见显著收益，但在外界和内部的压力下，仍给新能源投资提出了一个回报要求，即实现8%左右的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大家不理解，怎么花钱没有回报呢？效益不好，干吗要干？”带着湖南家乡口音的郑长波说。“现在中海油的风电项目就是按这个标准做。”郑长波算了一笔账：风电场短期难盈利，因为银行头几年为了规避风险，贷款回收幅度很大，但一个风电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可能是十年，前五年紧一点，后五年却能大赚。

　　有了内部收益率的硬性目标，中海油在选择商业化项目时十分谨慎，根据成熟度来确定重点业务及其发展强度。譬如，对相对成熟的风电产业，提出“要大干快上”，而对不太成熟的生物质能产业，则采取“先进入、积累经验，做好储备再找发展机会”的政策。

　　这也是“试错”后的经验教训。中海油一度看好生物质能，在江苏南通、海南东方都有投资。海南东方项目是利用小桐籽（麻风树）制造生物柴油。一位不便具名的知情人士介绍，为了做这个项目，中海油用租赁方式在当地征了2000亩地，但一刮台风、下冰雹，麻风树就倒了，不仅原料没了来源，农民还索赔。今年年初，中海油宣布年产6万吨生物柴油产业化示范项目在海南投产。但一个颇为尴尬的事实是，项目的原料相当一部分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棕榈油。中海油内部也有声音，要求彻底放弃生物质能。

　　在生物质能领域，投入最大、最系统的是中粮集团。2005年，中粮集团就提出将生化能源打造为核心产业之一，并将其玉米事业部正式更名为生化能源事业部，核心业务之一就是生物质能源，但中粮仍然面对“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与小规模种植”的矛盾。

　　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中海油也一直没有介入。用郑长波的话说，中海油要做大项目，上规模，而太阳能光伏发电厂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1万千瓦就了不得，但我们大企业，100万千瓦才解渴。”而在中海油新能源专家单联文看来，中海油不做光伏的另一个原因是，光伏发电已走到死胡同，因为它依赖的多晶硅是短缺资源，除非有新的技术才可能突破，譬如正在实验室阶段的可控核聚变技术。

　　“民上”“国下”分工

　　在新能源领域，“圈地”可以说是投资最常见的操作。在美国，如果你发现某地光照或者风力很足，如果地价不贵，离电网很近又离城市不远，你可以在此成立一个新能源公司。在申请完相关规划和牌照，完成初步开发后，引入投资者，直至建起风场或光伏电厂，形成产能甚至签订销售合同后，再将这些项目卖给传统能源公司，或者直接并入电网，持续运营，最后上市。

　　但是在中国，很少听到类似的新能源创富故事。民营企业家和投资者绝大多数聚集在狭长纵深的新能源产业链上游——即风能、太阳能或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发电的原料和设备提供上——寻找机会。只有极少数不畏惧电网垄断和政府电价管制的私人投资者敢于切入新能源发电的下游，与“国家队”展开竞争。在PE看来，它们或者具有独特的政府背景，或者是不谙国情的生手。

　　国内一家颇具规模的PE曾在2007年考察过一家合资风力发电企业——宏腾风电。宏腾风电两名股东一为英国人一为中国人。当时已运作了一两年，在中国拥有五个风场。PE拿着地方发改委给宏腾风电核定的电价一算，未来现金流成问题，项目最后在投资人决策会议上被否。参与一位项目经理说，PE最关心的一是能不能上网，二是上网电价多少。

　　宏腾风电的前景尚未可知。一心打算打造新能源全产业链的比亚迪已经吃够了电网的苦头。比亚迪一直有意自建电动车充电站，但要上路建充电站，必须与电网并网，拿许可证。而比亚迪公司内部的均充充电站设立一年多，还没有通过南方电网的验收。比亚迪最终放弃了自建的打算。来自深圳发改委的消息称，深圳的充电站目前的两家主要竞争者一是普天海油，另一家就是南方电网。不过，“国家队”大举进军投资风电，催生了一批风电上游——即风电设备零部件制造及整机制造企业，包括金风科技、华锐、东方电力、中航惠腾、中复联众、中材叶片等，这成为投资者最看好的投资领域。

　　风电赚钱不易，必须“上规模”，成本才可能降低。龙源、华能等“国家队”具有的综合实力和优势，非一般地方性企业可比拟，除了资金实力雄厚，其在整个风电产业链中具有较强势的地位和讨价还价能力，“出口”问题更易解决。

　　曾任职于国内一家知名风险投资机构的卢志辉认为，从可行性、经济性和投资回报考虑，风电场项目都不太适合私募与风投。风电场项目前期投资巨大，回收期很长，且有间歇性、随机性、可调度性低的特点，在大规模并网后对主电网运行会产生较大影响。加上大部分风电场都处于边远地区，须远距离、高电压输送，由此带来的电网技术和经济问题相当复杂。

　　“PE在下游没有机会，也不愿意投资风电场。”清科集团投资银行部高级项目经理郑玉芬说，并网发电在中国是个难题，加上国内上网电价政策未能理顺，风电发电一直亏损，民营、私募资本等对此没有积极性。

　　与下游相比，风电上游利润更高。金风科技2008年净资产收益率约 24.5%，明显高于龙源电力。外资也曾一度进入这个领域，但2005年，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要求风电设备70%的国有化率，将外资挤出了中国风电上游市场。

　　风电的发展经历提醒投资者：一旦国内市场的新能源需求起来，会在上游形成强大的带动效应。在此之前，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兴起，主要依靠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对新能源补贴后形成的全球新能源设备制造业分工。在中国新能源政策日渐清晰之前，支撑这个产业的国内需求相当匮乏。

　　1997年，中国推动“光明工程”，利用太阳能等新能源为远离电网的地区提供电力服务，由此开始了中国光伏产业的民用历史。不过，直到2002年以前，全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产能只有4.5兆瓦（相当于450万千瓦），产量不过2兆瓦左右。

　　2002年，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补贴太阳能发电，刺激了中国光伏制造业的飞速成长。这一年9月，施正荣创立的无锡尚德10MW太阳能电池生产线投产；第二年，天威英利3MW生产线投产，成为国产光伏电池规模制造大规模跃进的开端。无锡尚德随后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办人施正荣一度成为中国首富。

　　这个以德国、西班牙政府的新能源政策为出口驱动的创富故事后面，有三股力量：以施正荣代表的技术和产业力量发现商机，无锡市政府及当地国企担当天使投资人，高盛等财务投资者帮助无锡尚德改制，将公司推向上市。这一模式，至今仍是中国新能源企业发展的样本。

　　这一模式随后不断被复制，造就了一批中国光伏和风能产业的新兴企业，中国的新能源投资进入了爆发性增长的时期。此后两年，在四川、江苏、江西、河南、湖北、内蒙古等20多个省份，有近50家公司先后进军多晶硅领域，动辄预算投资数十亿元的多晶硅项目在各地纷纷上马，

　　尽管狂热势头在2008年被金融危机拦腰斩断，但从整个太阳能光伏产业链来看，中国的制造能力已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然而，在发电端则远不成比例。2008年全球累计光伏发电6850兆瓦，而中国仅为140兆瓦，其中已经并网的仅有10兆瓦，仅占全球总安装量的0.73%。

　　英国投行巴克莱资本分析师Vishal Shah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德国太阳能补贴政策将于今年收紧，Shah预测，太阳能股票将持续受压，直至美国或中国需求前景更为明朗。

　　对于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出口驱动已不能完全消化迅速堆积的产能，内部市场启动适逢其时。

　　未来之忧

　　现在，国有的、非国有的投资者都在等待国家发改委“十二五”相关规划以及围绕着“低碳经济”的更多细则公布。一位PE投资人表示，现在最关心的是“数字”——因为各种与中国未来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及新能源汽车等相关的补贴份额数字都将决定投资者的具体资金走向，也在根本上决定他们对风险的预判。

　　与国内需求启动相伴随的，是新能源“国家队”的攻城略地。投资人对此心情矛盾。一方面，“低碳经济”可见的巨大产业带动效应下，大批国有资金入场也将带来下游发电领域和终端消费端对上游的更大需求。但另一方面，不少投资人担心上游企业在越来越庞大的“国家队”面前失去议价能力，甚至最终被“国家队”收编。业内正在争议的过剩加剧了“非国有”投资人的担心。

　　“我们看了很多项目，但没有投。”一家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的投资经理对本刊记者表示，“风电设备方面，我担心再过五年，第一批设备完全被淘汰。不只是风机制造商，中国最早投资风能发电厂的人也会受到很大冲击。”

　　上述人士明确表示，他已暂时对风电行业失去了兴趣。“风电设备制造业的民营企业对大型国企客户的议价能力会被削弱，竞争耐受力也不及国资背景的机械制造业同行。更可怕的是，如果电力公司分析发现，风电产业链最大的价值增值来自某一个制造环节，他们会向上整合产业链。”他表示，潜在的“国-民”竞争是其最担心的问题。

　　中海油总经理助理郑长波称，中海油不会进入风机制造领域，因为在这个技术成熟领域“不会比别人做得好”。他同时强调，中海油在新能源的投资，以下游产电、发电为主，但不会放弃其他环节。譬如，在煤基清洁能源中，中海油也会参与研发。

　　尽管资本市场在“两会”开幕时创造了一波新能源行情，但基金经理警告说，这一波炒作已近尾声，日后要寻找新的潜力股。“以20年周期看，新能源投资可能已走过了前10年。” PE对新能源项目的要求会越发苛刻，只有技术创新能力强、对行业未来发展有战略眼光的企业，才可能具备被投资的条件。

　　中国新能源领域过去特有的格局—“国家队”投资下游，“非国有”多元资本投资下游，是投资者在中国电网垄断格局下自然的选择，但注定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在中国国内新能源需求上升的同时，从很多其他领域的情形对照来看，高歌猛进的“国家队”进入上游将是迟早的事。对此，中国新能源政策的制定者们自然不必人为设限，但应该优先考虑放开和鼓励民间新能源投资进入下游。各方在平等的准入状态下市场竞争。

　　毕竟，过往形成的民企占上游、国企占下游的格局并不正常，而是电力市场垄断之下的一种扭曲形态。对于发展路径尚不清晰、大量技术瓶颈有待突破的新兴产业而言，如果形成上下游都被国有资本垄断的格局，将不利于创新，而创新对于新能源至为关键。

　　另外，对于陷入瓶颈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新能源是难得的突破机会。通过在新能源发电领域开放投资，可引入多元化投资的发电主体，推动形成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和市场化的电价定价机制。中国的电力市场上世纪90年代曾尝试引入外资，但由于当时市场被国家电力公司一家垄断，外资最终在不公平的竞争中被挤压殆尽。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启动后，中国又一度陷入职工持股企业进军发电并违规私有化的歧途。直至今日，虽在发电端引入了竞争，但电力市场仍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天下，而掌握输配售大权的电网则高度垄断，这成为了推进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如何利用新能源的东风，给民营投资者以进入发电侧的机会，通过公开、透明、规范的程序实现并网发电，继而获得公允的定价，这是中国在推进“低碳经济”时应着力解决的头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