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能源规划专家们如何去诠释自己的科研，在他们看来，“十二五”与之前的“十五”、“十一五”有哪些不同？
他们是谁？ 他们是一群人，一群致力于能源规划的专家、官员，或者双重身份兼备。
他们身上有很多共同的特质，比如，都喜欢拿“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这“三届”能源规划做比较，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只有这三届才有可比性，以前国家没有大发展，能源的作用也没能得到充分体现。
再比如，他们都认为能源的规划，最初其实就是煤炭的规划，因为新能源是个新鲜事物，大发展只是近五年的事情。传统能源中的石油、天然气跟煤炭相比一直是小巫见大巫。所以，他们更愿意谈煤炭，而煤炭的专家们也更具代表性。
还有，他们不是全才，都明白专攻其一点的道理，所以各取所长，再汇总，继而体现一个团队的力量。
“十二五”与之前的“十五”、“十一五”又有哪些不同？是继续延续，还是彻底推翻，抑或是第一次写入？答案是各有千秋。有些研究者会为自己为之研究的领域第一次写入规划而兴奋，比如清洁煤；也有些研究者会为十年间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看到曙光而欣慰，比如亿吨级煤炭企业的重组，再比如科技在能源各环节应用的提高，等等。
濮洪九的全局思虑 关于煤炭工业“十二五”如何发展，是众多煤炭人士的关注点。濮洪九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做过原煤炭部的副部长，所以至今，那些老煤炭人依然习惯尊称其为“濮部长”。
了解地越多，就越喜欢回顾，从一个百年来分析，比从一个十年来分析会更透彻，重点是做到提纲挈领。濮洪九喜欢站在全局看能源问题。
“建国60年生产了456亿吨的中国煤炭工业，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煤炭职工的贡献最大。”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的濮洪九很健谈，从9点到11点半，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阳光已经从斜射转为直射，杯子里的茶水也续了两次，但他的语速却始终没有减慢。
濮认为，长期以来，煤炭工业贡献大，但是任务重，是负重前行，步履艰难，煤价低，靠政府的补贴维持，经济实力不强。煤炭本身就是个综合型的企业，有矿井、洗煤厂、制造厂、电厂、铁路、港口。但是建国以后学习了苏联的专业化生产，学习苏联后，把煤矿的铁路交给铁道部，电厂交给电力部，港口交给交通运输部，水泥厂交给建材部，制造厂交给机械部。而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以前为煤炭生产服务的单位，都变成煤炭要去“求”的单位了。煤炭企业就变成了原煤生产车间，更谈不上产业链的延伸和综合发展。
濮洪九提高了嗓门，说正是这个“求”字，延续了几十年，造成了诸如煤电矛盾等一系列的社会难题。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改变，煤炭企业可以建设大型坑口电厂，也可以做煤化工，以煤为主实现多元化，延长了产业链。煤炭的价值得到提高和显现。国家也把煤炭的价格放开了，这样煤炭企业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就可以扩大再生产，才有了现在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把干部的理念也提升了、视野开拓了，知道该怎样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行事。
“所以，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为十二五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濮洪九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是思路要转变，煤炭工业要以安全、高效、洁净、环保为目标，走上资源回收率高，安全有保障，环境保护好，经济效益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对产量要树立科学产能观念，要考虑煤炭资源条件，矿区环境容量，煤矿科技水平和灾害防治能力，煤炭运输条件，从业人员素质等来确定产能，当前要关注煤炭结构性过剩问题，要控制开发强度和秩序。不要认为控制产量对发展不利，其实是有利于发展的，也不要认为出口光荣，进口丢人，聪明的企业会把自己的储量藏起来，去国外去找煤，比如兖矿和神华。二是发展方式要转变，要现实以煤为主多元化发展，发展循环经济，要依靠科技进步，建设大型煤炭基地，大型现代化矿井，发展跨地区、跨行业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最终把煤炭企业发展成为综合性的能源企业。” 企业毕竟在发展，总的思路转变之后，现代化在“十二五”中又要体现出诸多细节转变。以兼并重组为例，“十一五”提出要建设6—8个亿吨级和8—10个5000万吨级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时值“十一五”末，亿吨级企业的名单里却依旧只有神华和中煤两家。而这一次，最新消息却是“10个亿吨级企业”。
十年都未达到的目标，在下一个五年又增量推行，能实现吗？濮洪九掏出眼镜，翻看了一会儿各省上报的数据，然后慢慢把资料合上，说：“如果以各个省内来组合，很快可以实现。如果市场主导跨地区跨行业组建，则需要花大力气，否则很难。”
何意？ 山西产量7亿吨，目标是组建4家亿吨级企业；山东提出1加1模式，即兖矿为其中的一个1，另一个是其余6家煤炭企业组建成1家；此外，还有安徽的淮南、淮北，陕西的煤业化工集团，河南由6家公司组建的煤业化工集团，以冀中能源为基础的河北，等等，如此算来，突破10家也很容易。但是，这并非一条可取之路，濮洪九认为，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才是真正的市场化重组。
对于跨行业重组，濮洪九说也是解决煤电矛盾的好办法，“煤电矛盾都闹到国家领导人那里了。”于是，他经过调研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可以让煤炭和电力签订长期合同，不要每年开会打架，有个幅度，煤炭方便安排生产计划，电力也有所保证；第二步是相互参股，双方共同投资建煤矿和坑口电站，管理上电力管电厂，煤矿管煤矿，独立核算，两家可以互补；第三步就是一体化，统一核算。
濮也指出，第一步许多单位都在进行，第二步淮南是个很好的例子，淮南矿业和上海电力合作，在淮南组建了一家200多万千瓦的电厂，冰雪灾害时上海用电影响不大，就是得益于其电厂直接建在煤矿边上，可随时发电，并且，上海不限制其电厂的发电小时数，按上海的电价核算，实现了互利。
彭苏萍的科技之重 第一次见到彭苏萍是在国家能源局组织的一个“十二五”的讨论会上，只知道这位年轻的工程院院士当选时只有48岁，职务是中国矿业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且，从“九五”开始就参与能源规划。
后来才知道他的课题有多重要——煤炭发展和重大技术开发研究——他试图在煤炭的转化效率等方面加入更多地科技含量。
“在新科技方面，虽然煤炭是基础能源，以前却没有得到国家足够重视。所以煤炭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单是科技问题，主要是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甚至有的问题反映不上去。”彭苏萍直言。
“我有一个建议，在新科技方面，虽然煤炭是基础能源，却没有得到国家足够重视。所以煤炭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单是科技问题，主要是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甚至有的问题反映不上去。”彭苏萍直言。
彭苏萍参加了科技部的“973”项目，但是他发现，相对于石油领域的18个课题而言，煤炭的3个课题愈发显得柔弱。对于煤炭的科技问题，国家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同为能源领域的石油、天然气、核电等。
2010年，煤炭事故频发。最近的两起是：10月27日，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大坡煤矿发生重大透水事故，造成12人死亡、1人受伤；10月29日，四川省达州市万源市赵家河煤矿发生一起较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
彭苏萍认为这与科技有直接关系，目前煤炭开发的主体是在东部和中部。东部地区煤炭开采已经超过1000米，最深的达到1300米，这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地压、瓦斯灾害很大，煤炭开采的难度是前所未有的，但又必须采，而我国重大事故70%都在东部地区，所以技术难题就必须解决。 “一出事，就说是管理问题，相关领导撤职查办，其实则不然，根源是煤炭的很多关键技术没有解决。”彭苏萍说。
前不久，智利圣何塞铜矿发生塌方，而矿工们却悠然地在700多米深的井下喝咖啡、打扑克，度过了69天，国内的矿工唏嘘不已。于是，科技的重要被理所当然地写入了“十二五”规划。
要真正把装备技术提高之后，才能实现煤炭的规模化发展。先进的制造和高新企业要提升中国国内煤矿机械产品的设计、制造和技术水平。
“上天难，入地更难。”这是彭苏萍常说的一句话，所以，他认为，虽然把科技进步写入“十二五”，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科技瓶颈问题还是无法解决，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地质储量的核准、生态问题、洁净方面进行科学的布局。
虽然“十五”和“十一五”都把科技和创新列入规划，但一直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规划做了并没能执行，而是放在一边不去管，所以“十二五”明显加重了对科技的支持，操作性更强。
王金华的清洁煤之虑 两年前，王金华完成了他的身份转变，从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院长到新成立的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总经理。
清洁煤第一次写入“十二五”规划，这着实令王金华这样搞技术出身的专家感到兴奋。
据介绍，清洁煤有20多种技术，从最基础的洗煤到后面的CCS等，其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减排。其中，洗煤作为第一环节，显得尤为重要，但说来也怪，越重要却越难以推行。
“社会上有一种误解，认为煤炭污染大，不是清洁能源，但是煤本身是可以实现清洁利用的，煤炭企业可以通过洗煤等一些方式做到清洁化，但是煤所产生的污染主要是源自煤炭使用的环节。使用洗精煤也的确可以起到清洁作用，但下游的发电企业不愿意买洗精煤。所以，责任并不在煤炭企业。”对于清洁煤，煤炭企业并不排斥，包括王金华在内的众多专家都一再试图去解释。
“超临界的电厂必须用洗精煤，我们现在研制出了一种洁净锅炉，技术攻关出来了，却推广不下去，渠道不畅通。环保部等相关部委应该引导用户用洁净煤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王金华说，“凡参加大小会议，我都会力推这些技术，但下游电厂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增加了成本，岂不知提高的效率完全可以冲抵这部分成本。”
如今煤制油、碳捕捉(CCS)等清洁煤技术已经在中国开始应用。“十五”、“十一五”期间虽然没有写入规划，但是已经在起步。在2001年以前，中国大部分清洁煤技术基本上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在2005年以前，即“十五”期间，这些技术基本处于实验室放大的工程验证阶段，而从2006年到2010年五年间，也就是“十一五”期间基本的技术都实现了产业规模或工业规模的示范。所以，“十二五”规划中有了清洁煤的规定并不突兀，而是水到渠成。
据概算，在煤清洁利用方面，中国企业已经投入的资金在785亿元以上，而这个数据在未来五年将不断加大，很快就会突破1000亿元。
但无论如何，写入“十二五”就足以体现国家的重视，包括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在内的科研机构对清洁煤技术的推广也看到了曙光。文本刊记者 张娜 (来源：能源杂志)
(责任编辑：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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