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健：明年经济展望
　　岁末年初，又到了总结今年、展望明年的重要时点。笔者在搜集有关资料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2011年经济运行作以下初步判断：
　　经济增长将呈现前低后高格局，全年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
　　首先看国际经济环境。经过2010年的温和复苏后，2011年世界经济将面临增速放缓的局面，国际贸易增幅略降，通货膨胀水平继续保持低位。难以乐观的国际经济环境将制约明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初步预计，2011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将从今年30%以上降至9%左右，而进口增幅则由于国内需求的强劲而略高于出口。
　　其次看国内投资。尽管4万亿经济刺激项目已接近尾声，房地产调控政策对商品房投资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4万亿后续项目仍需进一步的投资支持，明年又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部分央企和地方政府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争取开门红的投资冲动必然会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预计2011年投资增速将减缓至20%左右。
　　再看居民消费。受经济快速增长和就业形势改善的影响，2010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了7%-9%左右的实际增长。而在家电下乡、购车优惠等促进城乡居民消费政策的支持下，2010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8.4%，扣除物价实际增长14.7%。明年，由于物价上涨，部分刺激消费政策淡出，居民消费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如果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能有实质性推进，居民收入增长能和经济增长大体同步，预计2011年居民消费增长还有可能和2010年基本持平，在10%左右。
　　从供给的角度看，明年工业增长率将会放慢。2010年，由于投资和消费的强劲增长，再加上出口形势好于预期，工业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企业利润大幅增加，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左右。2011年由于内外需增速都将放慢，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也会影响工业的实际增速。预计明年中国工业增长在11%左右。
　　综合上述对影响GDP增速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分析，明年全年的经济增速有可能比今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在9%左右。考虑到下一步宏观调控的节奏和今年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运行情况，明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有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运行格局。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将前高后低，全年平均在4%左右。
　　尽管对导致CPI逐月上涨的主要成因还存在不同意见，但在当前的通胀形势和前两年信贷扩张、货币供给过多有关这一判断上已基本取得共识，这也就是为什么2010年六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并在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把实施两年多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转为稳健的主要依据。
　　目前，进一步推高消费物价的诸多因素依然存在，如：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刚开始实施，国际资本还将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持续走软的美元将继续推高油价、铁矿石和其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而通过进口成本的提高带来输入型通胀因素；尽管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商业银行的放贷欲望仍然很强，月度新增信贷总量仍大幅超过危机发生前5年的平均水平；尽管两次调高存贷款利率，但储蓄存款实际负利率的状况仍十分明显；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依然很高。当然，也存在一些抑制通胀的因素，如：国内已连续七年主要农产品获得丰收；绝大多数工业品生产能力过剩，供过于求；已在只有紧缩货币信贷才能最终解决通胀问题上达成共识；政府已采取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综合手段，支持生产和管理市场流通。
　　根据影响下一阶段CPI的诸多因素和货币政策的可能走向判断，明年一季度CPI仍将保持5%左右的较高涨幅，从二季度开始伴随经济增长的回稳和稳健货币政策发挥作用，CPI上涨幅度会逐步回落，呈现前高后低的变化格局，全年平均CPI涨幅会控制在4%左右。

　　吴庆：中国经济或面临通胀长期化考验
　　明年稳健货币政策很可能只是轻微紧缩，即明年M2和人民币新增贷款目标规模的调整幅度估计不会太大，通胀将可能贯穿明年全年甚至长期化，资产价格也面临上涨风险。
　　按照目前国内的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上涨趋势，预计通胀将可能贯穿明年全年。在此背景下，特别是在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下，央行将如何确定明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及人民币新增贷款规模的目标，这个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在笔者看来，即将开始的稳健货币政策很可能只是轻微紧缩。这是因为，从中央政府提出明年经济增长目标为8%、CPI涨幅4%左右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等预期目标来看，明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人民币新增贷款目标规模的调整幅度估计不会太大。基于这样的政策面预测，明年GDP增幅很可能仍然会显著高于8%，CPI指数也有可能高于4%，这为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奠定了流动性基础。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因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货币供应量长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但发生通胀的次数和幅度仍然有限，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货币之谜。在过去10多年中，货币供应量增速比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几个百分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惯例，但预期中的通胀却迟迟没有来临。由此，导致我们逐渐放松了对通胀的警觉，恰恰如果此时发生通胀才可能诱发出乎意料的破坏力。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货币之谜？笔者认为，市场化说最具竞争力。因为，过去10多年来，离不开货币的市场力量逐渐取代了不需要货币的非市场力量，成为配置经济资源的主角，这是引领中国快速增长的动力之一。这种转变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对货币需求的快速增长。
　　如果这一解释比较接近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形，那么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因为，如果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是太高或仍然处于快速市场化进程中，那么中央银行就应该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多的货币供给。反之，如果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或已经没有快速市场化的潜力，那么中央银行就应该适当降低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以避免通胀上升压力。
　　就目前而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最近几年里已有所降低。一方面，10多年前开始的那轮市场化进程即使没有结束也已接近尾声，使得市场化速度自然减慢；另一方面，下一轮市场化进程尚未启动，因为体制转变是每一轮快速市场化启动的关键所在，但目前我们在这个方面遇到了不小阻力。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走上市场化道路，是因为当时旧的体制已经难以为继，所以不得不尝试新的模式。尽管如今经济增长(短期)似乎不成问题，但市场化仍然缺少动力，短期内市场化速度不可能加快。正因为如此，货币供应量维持高增长才成为一个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资产价格上涨早已显示货币超发的信号，但这个信号却被忽略了。诚然，资产价格上涨，总能从基本面影响中找到解释，如房价上涨可以被解释为住房分配体制改革、快速城市化或土地稀缺的结果等。但在解释资产价格重估时，货币超发却总是被忽略。
　　根据笔者的早先观察，紧缩性货币政策从降低广义货币供应量开始传递到降低CPI指数，在中国有将近两年的时滞。因此，即便现在连续动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也不能撼动明年的通胀水平。但鉴于明年甚至更远，如果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意味着紧缩，那就意味着通胀在2011年之后还可能会持续。国内外的经验均表明，通胀长期化恐怕是一个严重问题。
　　有人在通胀中受损，也有人在通胀中获益。但是，能够从通胀中获益的群体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在通胀中通常仍然是受损的群体。让通胀把人群分成受益和受损两组已经有失公平，也会增大社会风险。其实，早在2009年二季度就可以预测到这一轮通胀来临，只是多数人直到2010年10月才恍然看到。这样，出乎意料的通胀达到了刺激经济的效果。不过，通胀不可能反复地出人意料。因为，公众预期到的通胀，不仅达不到刺激经济的效果，还有可能导致通胀失控的风险。

　　吴睿鸫：房价问责应先建好制度
　　日前，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表示，2011年住建部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并适时会同监察部对省、市人民政府稳定房价工作进行考核，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将进行约谈直至追究责任。
　　早在2007年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上，就把房价稳定和住房供应及住房保障捆绑在一起，作为对责任主体的地方政府进行住房行政考核的重要内容，并明确执行不力的，要启动问责程序。3年多过去了，房价在调控中继续疯癫上涨，可至今未见一个地方官员被问责。在房地产领域内，徒有虚名的不止是房价问责，土地问责也是几近失效。多年来，土地问责也总是高声喊，低声问，根本没有实质性动作跟进。
　　现在的问题是，尽管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都郑重强调，要实行问责，但由于问责机制只是个空架子，没有实质性操作办法，尤其是缺少制度文本的精心打磨，譬如，没有房价过高和上涨过快的参考标准，缺少问责主体，惩罚尺度等，难免导致你调你的控，我涨我的价。
　　笔者觉得，要想让房价问责这把利剑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方面，要打造房价过高系数文本。相比而言，国家对保障性住房政策，既容易考核，也容易启动问责机制。而房价稳定这个问题，单从字面理解起来，就比较虚幻和飘渺，操作起来也不那么简单。显然，如果要对房价上涨过快，房价过高的地区主要领导问责，就必须有个可供参考和操作的制度文本，这个标准起码要包括，其一，要跟当地居民收入联系起来；其二，要跟租售比联系起来；其三，国家统计局要对全国各个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进行公正公平的排名。惟有多个指标的综合，才能架构好何谓房价过高和上涨过快的参数标准，从而才能对各地的房价进行准确定性。
　　与此同时，要拓展问责级别文本。从现行制度安排来看，只对省一级人民政府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进行考核与问责，我觉得，这项公共政策，不仅要进一步明确房价稳定行政首长责任制，而且也应把问责范围，由省长进一步扩充到市长、县长，架构起三级问责机制，这样的问责，既明确了主体，也能保障问责顺利进行。更为重要的是，还应制定好处罚尺度。

　　冯海宁：国土部必须对囤地大爷下狠手
　　看了这两份新年礼物，难以让人兴奋。房价问责嚷嚷了大半年，至今还没有一个准信。曝光26宗未处置闲置土地名单，也没有让人看到监管者狠狠打击囤地的决心，该收回的土地不进行坚决收回，仅靠公布名单就能完全解决问题吗？
　　从报道来看，国土部曝光的这26宗闲置土地名单有三个特点：一是都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土地闲置；二是土地违规闲置多年至今不见收回；三是囤地开发商中有不少国企面孔，如中石化旗下的北京井田房地产公司。显而易见，这些未处置闲置土地的责任完全在政府部门，理应严厉问责。
　　据报道，早在1999年4月26日出台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就已规定，连续两年未使用的闲置土地，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土地使用者的土地使用权。土地闲置二年以上者坚决收回，这样的话年年在重申。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公众依然没有看到监管部门狠狠打击囤地的决心。
　　尽管有关部门称，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共收回土地使用权面积1.2万亩，收取罚款或闲置费总计4.8亿元，看起来成果不小，但还是有中石化下属企业这样的囤地大户，手中闲置面积达到26.86公顷的土地没有被收回。
　　由此可以推测，未处置闲置土地远远不止26宗。国土部曝光26宗名单，目的在于提醒督促地方政府加快对闲置土地的收回处置。但问题是，开发商在地方监管者眼皮底下囤地多年，监管者都在装聋作哑，曝光一份囤地名单对地方监管者恐怕没有多少触动。因为不少地方监管者就是卖地数钱，其他的不管。
　　笔者以为，理应对国土部曝光的26宗未处置闲置土地名单涉及的地方政府的有关负责人进行严厉问责，否则，不足以让他们从卖地财政的美梦中醒来。但让人意外的是，在国土部目前正在进行的违法土地约谈问责行动中，不见对囤地情况严重的地方政府负责人进行约谈、问责。而只是约谈了部分违法占用耕地达到一定比例的市县一把手。
　　而在笔者看来，对闲置土地严重的地方政府同样需要问责，因为闲置土地不但造成了土地资源浪费，而且造成建设用地紧张进而抬高了地价、房价，影响了国家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调控效果。国土部要想严厉打击违法囤地，就不能简单公布一个囤地名单指望地方政府来查处，而是要对中石化下属企业这样的囤地大户进行挂牌督办，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在规定时间内收回闲置土地，另一方面要密切注意这些囤地大户会不会换个马甲再拿地。
　　在北京话的口头语中，北京大爷通常是指那些不容轻视、有资格有派头的北京本地人，通常给人一种惹不起的作派和感觉。现在，这些囤地五六年甚至达17年的开发商，尤其是大国企，由于监管的无力，也像一个个大爷一样牛气，把土地法规不当一回事，也把公众的愤怒不放在眼里。某种意义上，容忍这些囤地大爷嚣张，就等于容忍十恶不赦的罪犯。
　　因此，国土部这次必须下狠手，坚决收回闲置两年以上的土地。

　　任志强：房产调控将建管限并行
　　编者按：
　　12月30日，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撰文，就房地产调控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明年的房产政策仍会从紧。任志强表示，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是因为事实表明中国的经济形势并不依赖于房地产的增长与否，而且前几日温总理的讲话中就已透露信息，明年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只会加大不可能放松。
　　任志强认为，之前房产经济之所以出现松动局面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是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需要。但从土地供给的矛盾以及市场需求来看，政府加强房产调控将成为必然，而建、管、限也成为了房地产市场中的政策特征。
　　同时，任志强也表示，即使如此政策下，房产市场仍会适度增长。当人民将现有政策当做一种常态时，也就会进入了正常的消费阶段，明年的房产销售也会有一个适度的增长。
　　以下是其全文。
　　任志强：
　　许多开发商对政策抱有幻想，以为还会像2008年之后再出一次刺激政策、再享受一次政策的优惠、再搭乘一次幸福的过山车，让房价在短暂的抑制之后再来一次甜蜜的反弹。
　　早在4月份国十条出台之后，我就呼吁兄弟们从了吧，把房价定在合理的价位。9月份国五条出台后，社会上大多认为政策出尽了，是一种利好，股市出现了反弹。11月份、12月份的部分城市销售也出现了回升，大多数人认为明年的政策会有所拉动，我却认为仍会继续从紧。而我每次这种判断都会被许多人嘲笑，他们在期待着当经济出现下滑时，政府会再一次依赖于房地产的投资拉动。但事实再一次明确了明年将继续从严的政策。
　　中国的经济会因房地产而下滑吗？大多数的经济发展中，不是房地产决定经济的增长，而是经济增长决定着房地产的投资与消费变化。 分析美国历年的经济波动与房地产对应关系是如此，香港、日本的情况也是同样，都不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而让经济整体下滑，都是经济的外力因素让整体经济下滑时刺破了房地产的泡沫。2008年中国的经济出现下滑之后，才同时出现了房地产的下调。2009年则是因为对其他产业经济刺激的政策让整体经济出现回升，也才在优惠政策下恢复了房地产市场的活跃。而2009年实际经济增长中房地产的投资贡献率远远低于2010年。
　　2011年的整体经济增长尚无大虑，因此房地产也不会有大的下滑，政府担心的不是经济下滑而是防止过热，这才有了一松的财政政策和一紧的货币政策两手不同的政策取向。从紧的政策中，当然包括房地产这个对资金需求量最大的行业。
　　当经济没有保八的压力时，民生的福利保障就会上升到重要地位，保障房建设与价格的控制就会成为主要矛盾。通胀压力预期增长中，抑制资产价格的上升就首当其冲了。因此2011年这种对房地产从紧的调控政策仍将持续。
　　前两天温总理的讲话中明确了，政府的保障责任和市场的经营责任并非总理都要一视同仁管理的责任，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或保持合理价位的政府责任是不变的，这就为明年的政府调控政策定了调子。同时总理在讲话中强调了居者有其所而非居者有其屋的差别与预期，这无疑表达了政府对无能力购买或不合理消费观念的否定态度，也表明了保障是从拥有到租赁的政策变化。
　　最近姜部长的讲话再一次强调了对总理的讲话精神落实的决心，强调了明年仍将把保障住房的建设和抑制市场房价的过快增长作为调控的重点，并将控制房价的主要责任下放到了地方政府，以强调让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市场变化而出台相关的政策，并保持原有已出台政策的延续性。
　　自2003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中国住房制度货币化、市场化的转型，改变了房地产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2001年的美国IT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但2008年美国或说全球金融危机却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连续多年的严控之下出现了为拉动整体经济增长的松动。而这种松动被一些开发商误以为是不得不救，于是被特殊的优惠冲昏了头脑，以为还会再来一次或以为总会不断的反复。
　　十二五规划要点中，中国的人口结构、城市化的需求、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需求看，中国的房地产史将有一个较长的高速增长周期，至少在2020年之后才会进入稳定或适度增长的阶段。而土地供给的矛盾、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又让土地的价格处于一个较高的增长过程，短期的刚性需求也在近十年内处于高峰或高位，约在2018年之后下滑(但仍保持较高水平)。这就让房价处于上涨压力远大于预期且处于可支付能力增长的冲突之中，因此政府将保障体系尚未健全之下的房价当作调控的重点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常态。
　　就像北京市政府治堵的手段一样，建、管、限也成为了房地产市场中的政策特征。建是扩大有效供给，包括保障性住房的大跃进式的建设方式和不断扩大的土地供给与市场商品房的供给，用扩大供给、分散消费的方式缓解市场中的供求压力。管是对市场加强监管、控制价格短期内的波动变化，保证市场运行的稳定性，确保质量、安全以及销售的市场秩序。
　　限则从开发商和消费者两个角度出发，一是对开发商限价销售、限囤限捂、限期生产、限融资渠道、限信贷规模，总之是不给开发商利用政策宽松而上调价格的机会，但并非是限制扩大供给。二是对投机消费进行严格的限制，用差别信贷政策抑制了部分改善型需求，信贷政策的收紧与成本的提高会用门槛分流和限制一部分消费需求。
　　建、管、限的政策将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内延续，与政策的博弈中要用常态的心情平静的面对这种政策的变化。尽管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这些建、管、限的措施必然会发生变化，不会成为法律，但却可以指望以政策放松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即使将现有的政策当作一种常态，并不意味着市场没有发展的条件。今年紧缩的政策之下，仍保持着与去年同比相近的销售面积，而当市场中的消费者将现有政策当作一种常态时，就不再会有担忧不断出台新的政策而使房价大起大落了。这样也就无奈的放弃了观望，进入了正常的消费阶段。当政策恢复消费的常态之后，明年的销售也将恢复一个适度的增长。在市场价格合理定位、供给增长中，销售的增长也会相对稳定。
　　日子要用常态的心情去过，一年总会有春夏秋冬，人们并不怕秋天之后有冬天，但却会担心夏天的六月会下雪。当这种引发气候非季节性变化的因素被常态所固定时，人们就会慢慢适应，甚至不再对六月雪而感到惊讶了。中国政府的政策也会让市场逐步适应，胜似闲庭信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