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腐败是指一些号称但并非真正PE的人士通过各种关系拿到上市前股权的投资机会，以及券商投行保荐代表人、上市公司高管等各种知悉上市时间表的人士，通过各种关系、各种各样的运作拿到上市前这些公司的投资额度,或者把额度加价卖给别人。

　　国信证券“李绍武案”令保荐代表人持股的潜规则露出冰山一角，据国信证券投行人士介绍，自2001年来，李绍武通过其妻及设立公司等方式，参股多家上市公司及“准上市公司”，获得高额回报。

　　蹊跷的是，2001年距今已达9年之久，各种涉嫌“PE腐败”的衍变形式为何都累积在创业板开板之后露出端倪，火线入股、高管持股等IPO乱象也高发于创业板公司。

　　“利益特别巨大，矛盾也更加突出。”深圳某券商高层认为，创业板开板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之后，30倍的市盈率限制被半市场化的发行制度所替代，目前创业板60-80倍发行市盈率，上市后仍有50%-200%的上涨，为“PE腐败”分子带来巨额的财富。

　　在本报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多位券商人士以及法律界人士均表示，因“PE腐败”源头波及范围广、人脉关系复杂等诸多问题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其有演变新现象、新形式的趋势。

　　腐败源头难根除

　　我国《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不得以任何名义或者方式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一旦违反上述规定，保荐代表人的保荐资格将被撤销，情节严重的还将被证券市场禁入。

　　在巨额的财富效应面前，一些投行人士视这则规定为一纸空文。

　　本报记者了解到，李绍武在加入国信证券后，参与过的项目共5家，包括2000年特发信息（000070）IPO，2006年豫能控股股改、2007年莱宝高科（002106）上市以及2007年中航光电（002179）上市等。

　　李绍武其妻邱利颖通过设立公司的方式参股莱宝高科6万股、轴研科技（002046）65万股，2008年参股已过会的河南四方达100万股。

　　2010年4月，河南四方达过会，四方达招股说明书称，邱利颖在公司的引入战略投资者、改制工作中给予很多帮助，经股东会决议，同意其参与增资。

　　2008年3月邱利颖以60.6万元持100万股，占比1.67%，按照其持有股权，河南四方达2009年每股收益0.46元，以近期创业板46倍的平均发行市盈率计算，该股权价值约为2200万元甚至更高，增值约35倍。

　　如果说莱宝高科是因李绍武参与了项目而取得股权，那轴研科技的保荐机构是南京证券、四方达的保荐机构是国泰君安，都不是国信证券的项目，为何邱利颖也能参与其中，谋取暴利？

　　“亲属代持是最初级的做法。”有投行人士表示，在上市公司筹备上市早期，保荐代表人一般通过朋友的身份或法人身份入股，而让亲属代持股则几乎不会出现。保代会与代持者私下里签订一份君子协议，以此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这种手法隐蔽性极强，只有参与发行项目的人才知道，除非被举报或者被证监会查处，一般很难被发现。

　　为了躲避监管，很多保代并不入股自己做的项目。“保代之间很多时候会相互沟通项目，如果有些项目自己公司没有资源做，保代就会推荐到其他相熟的券商那里。自己不仅入股，还会继续跟进项目。”

　　2010年7月，“深证局发（2010）187号”的深圳证监局文件内容提及国信证券“李绍武案”，表示正在对该公司相关人员涉嫌违法违规问题进行调查。该文件强调，严格禁止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保荐业务相关人员及其配偶、共同生活的父母子女以任何名义或者方式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这是监管层首次对“保荐人代持”这一违规做出书面的回应，也具有操作性，但在业内人士看来，类似的禁止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PE腐败，只会让PE腐败变为更隐蔽。

　　2010年举行的四次保荐代表人培训上，证监会多次强调PE腐败问题，在“突击入股”问题上，要求所有的原始记录、相关文件、原始凭证一个不能少。“上市前的突击持股，现在监管层的最新要求是，上市前一年入股的股东，其股权锁定期为3年。”

　　一位参与培训的投行人士表示，管理层增加锁定期这一利器最为有效，“无论是否PE腐败，入股可以，先持有3年再说”。

　　新PE腐败生力军

　　在保荐代表人持股问题令管理层头痛之际，新的“PE腐败”生力军——上市公司高管开始入场。

　　这些人对资本市场稔熟，在同行业上下游企业中具有资源优势。如果相关行业有熟悉的公司拟上市融资,上市公司高管便利用相关人脉资源提前潜入公司持股,而且还会有持股成本方面的优惠。

　　未过会的企业淮安嘉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例。

　　霞客环保（002015）前任董事长赵方平及前董秘戴洪刚均介入淮安嘉诚，赵方平作为财务投资者持有淮安嘉诚99万股，为其第二大股东；戴洪刚持有50万股，占总股本的1%。

　　最近一年来，这样的案例在资本市场已经屡次出现，浙江医药（600216）董秘俞祝军和银江股份（300020）董秘杨富金的名字，也分别出现在过会的浙江永强和浙江金固的股东名单上。

　　对于这样的情形，也有券商人士担心高管入股同类型上市公司，要关注两家公司是否构成同业竞争，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南京证券投行人士分析，“上市公司的高管在上市前都有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如果高管在任期间持有同类型的公司，不符合上市发行的规则。”

　　创投机构人士则认为，目前PE拿到拟上市公司股权的成本攀升，而创业板股票发行价格已有所下降，那么上市公司高管这类非专业出身的PE人士在盈利下滑的发展走势中，自然会退出这个本不属于他们的市场。

　　发展与严惩并行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管制经济学专家周子衡认为，PE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的发行上市机制上，供需失衡，上市资格依旧是稀缺资源，一、二级市场价格差异巨大，如此一来自然滋生寻租问题。

　　在短期内上市机制难以市场化的背景下，严查严惩，抓到一个严肃处理一个，显然对于遏止PE腐败、净化市场环境大有裨益。

　　“PE的腐败源于制度的温床，虽然现象明显，但公司高管、保荐机构、关系人士、保荐代表人都在一个链条里，举证很难。”有业内人士认为腐败是业内常见问题。

　　一位律师直言，现在的监管仅限于上市后，在二级市场上打击内幕交易，进行规范，并没有在上市前就进行监管，也没有相关法律。“尽管法律空缺，但是从法理上说投行保荐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不能忽视，如何保障信息对称，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同时，基于监管部门的职能和权限不一样，彻查PE腐败也不是发审委的主要职责。

　　多位业内人认为，应该通过增加锁定期、券商投行部门自查等形式提高PE腐败的成本和难度，严防PE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