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大举杀入广晟有色，6月2日获利4%；5月24日大幅买入保利地产，25日认亏3%出局。管理着两亿元的私募老赵，现在拿出两千万元玩起了“追涨杀跌”。

　　“市场这么惨，不干点虎口夺食的买卖，怎么能翻身？”略带着一些痞气的老赵说，“基本面不用管了，市场那么弱，什么股票拿得时间稍久都得吃亏，不如追热点，挣上几个点就跑。”老赵说起话来颇有几分快意江湖的味道，但却掩盖不住言语中的无奈。

　　与老赵熟识的一位基金经理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老赵这么干很容易进去时买在高价，出来时又引发雪崩。程明也是老赵的一位朋友，在老赵发信托产品之前，两人就经常一起交流投资心得。程明说，老赵这么干，是被市场逼急了。

　　2010年以来，市场震荡下跌，老赵用“价值投资”眼光精选的重仓股遭受重创。4月底老赵基本清仓，随后只是拿出部分资金追涨杀跌，但产品业绩下降仍然十分严重，产品的单位净值从年初的每份1.1元，跌到6月初的0.94元，跌幅超过15%。如此大的跌幅给老赵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甚至有大客户打电话让老赵止损。

　　不过，就算改换策略，老赵也没能从中获得太好的收益，从5月初到现在，其单位净值基本停留在0.94元上下。在所有已公布6月数据的129只结构化私募产品中，老赵的产品今年以来的收益率排在后20名之内。

　　压力：谁当私募谁知道

　　老赵的投资管理公司设在上海陆家嘴一座高档写字楼里，窗外的马路上车水马龙，更显老赵办公室里的冷清。这里只有三个人，一个前台，一个合伙人负责市场营销，剩下的研究、投资、交易诸多职责都是老赵一肩挑。

　　“成立信托产品做投资，跟拿自己的钱炒股完全是两码事。”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老赵告诉记者，自己做投资时一旦下手就要起码拿上半年，中间有点波折也不惧，而现在根本无法做到。

　　老赵成立的是一只结构化信托产品，2007年他自掏腰包1亿元作为一般性受益人，信托公司募集了1亿元做优先受益人。一般受益人的概念其实就是“安全垫”，意味着如果优先受益人的本金出现亏损，则一般受益人投入的资金将作为补偿金，填补优先受益人的本金窟窿。

　　这种结构化设计对于管理人而言，就是涨的时候赚得更多，跌的时候也跌得更惨。“这个杠杆在2007年时让老赵挣了大钱，现在却成了他的巨大包袱。”

　　在信托产品契约中会事先约定一个警戒线和一个止损线，如果达到警戒线，就要提示优先受益人；如果达到止损线，就意味着一般受益人投入的资金已经接近无法保证优先受益人的本金安全，信托产品需要卖掉所有股票，被迫清盘。

　　这只产品2010年年初时，规模达到2.2亿元。不过，今年以来老赵的净值已经累积下跌15%，如果按照2.2亿元的规模测算，这3300万元的亏损要算在老赵头上。更关键的问题是，15%的下跌已经逼近当时合约规定的20%止损线。一旦突破止损线，老赵就得另外拿出钱来补足亏损额，维持产品净值。否则，最终结果就是被迫清盘。

　　业绩压力如同压在胸口的一块巨石，让老赵透不过气来。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投资公司最大的资产是研究人才，以行业平均水平而言，养一个水平不错的研究员，年薪要出到30万元，业内较有名的上海从容投资、尚雅投资拥有的研究人员都在16人左右。仅这方面的成本至少就需要近500万元。产品业绩不好，公司就没有收入，自然养不起高素质的研究人员，落实到投资上肯定吃亏。如果再算上办公室等运营成本，老赵的难处就更大。

　　还有多少个“老赵”

　　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格局如今在私募领域显得尤为明显。成功者如石波、吕俊、罗伟广，产品越发越多，资产规模越做越大，而像老赵这样的非成功者同样比比皆是。

　　根据统计，目前市场上共有304家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了自己的阳光私募产品，其中江晖的北京星石投资、李华伦的上海朱雀、田荣华的深圳武当资产、吕俊的上海从容投资的产品数量早已超过15只。而像老赵这样至今只有1只产品的公司竟然高达195家。事实上，只有60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数超过3只。

　　这样的白热化竞争还在继续，不少成功的基金经理还在源源不断地投身私募大潮。2010年，博时基金常务副总裁李全和中欧基金副总经理陈鹏相继离职，华夏基金明星基金经理孙建一也准备筹建自己的私募基金。除了公募基金经理，券商、险资资金管理人士同样纷纷“下海”。

　　“老赵的问题是第一炮没打响，”一位信托公司人士告诉记者，在私募的大潮中，通向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树立自己的投资品牌。“老赵第一年的投资收益就不太理想，再想发新产品很难。”

　　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罗伟广所在的广东新价值投资2007年8月才成立，至今不过3年，却已经发了12只信托产品，但这样的例子在私募圈里实在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