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期货市场待了十多年后,期货私募经理李明(化名)发现最近比往年任何时候都更要忙碌。
“到处都在办和股指期货有关的会,我已经作为会议嘉宾参加不下几次了,下周还要飞上海参加一个私募基金与股指期货论坛呢。”李明三年前离开工作十余年的期货公司,自创了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干的还是老本行期货交易,但头衔却变成了期货私募基金经理。
“这本是一个低调的行业,但最近却‘被’高调了起来,甚至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李明透露,近期很多媒体主动找上门来要求采访,似乎期货私募在一夜之间“火”了起来。
私募排排网资深研究员杨志为对此也感触颇深。
他告诉记者,最近不断有投资人致电网站研究中心,要求了解期货私募的有关情况。“其实期货私募也经历了10多年的发展,但直到今年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推出之际才开始备受关注。”
李明也觉得,股指期货的功劳很大。
今年四月,筹备三年之久的股指期货终于呱呱落地,中国资本市场也因此告别了近二十年的单边做多时代,有人称2010年是中国的对冲元年。
然而,原本寄予厚望成为中国对冲基金的证券阳光私募至今仍未拿到进入股指期货市场的门票。业内人士分析,即使最终监管层放行,也仅仅会是“试水”,谨慎程度或不亚于公募基金。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传统期货私募成为对冲基金的可能性更大,无论是高杠杆还是双边交易,对于我们都是驾轻就熟的事。更重要的是,股票、商品还是股指期货,我们都在做。”谈及此,李明自信满满。
但是,这个行业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
据记者调查,期货私募界的鱼龙混杂比起“阳光化”之前的证券私募基金,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存在形式、人员背景、业绩情况和发展状况等,也很难为外人所知;同时,期货私募在法律上也具有一定的争议性。
交易员的故事
这个行业中有多种玩法,但是“低调”,是该行业中人共有的品质。
当记者出现在小伍面前时,他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还没向老板通报呢。”小伍转身给在外的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个记者想过来聊聊。
可是老板没有同意。
小伍耸了耸肩,告诉记者老板在外很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但既然已经来了,老板同意他和记者聊一会。“其实我们老板很低调的,不太愿意见记者。”小伍嘀咕道。
小伍是这家期货私募的交易员,大学毕业后一年来到这里,从名片上印有的“某某投资有限公司”来看,很难确认他们究竟做的是什么投资。
“我们寻找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中存在的一切不合理价差机会,套利是我们最擅长的。”他向记者表示。
小伍的办公桌上,放着四台电脑显示屏,他说这有利于捕捉套利机会。
他告诉记者,套利不局限于期货现货之间(简称“期现套利”),还包括同一品种不同月份合约(简称“跨期套利”)、同一品种不同市场间(如上海铜与伦敦铜,简称“跨市场套利”)和不同品种之间(简称“跨品种套利”)。其中,期现套利是最简单也是最为稳妥的套利方式,但是需要有对现货市场有足够了解的专业知识。
“我们是做纯投资的,没有现货背景,所以不太做期现套利,除了纯现金交割的股指期货。”小伍告诉记者,跨期套利和跨市场套利才是他们所擅长的。
跨期套利,需在同一期货品种的不同合约月份建立数量相等、方向相反的交易部位, 利用两项期货合约的价差变化来获利。
“公司会根据市场情况设定不同月份间的合理价差值,当出现不合理价差时,电脑自带的软件就会发出套利信号,交易员可以择机执行。”
与跨期套利一样,在跨市场套利与跨品种套利上公司软件也会设置他们认为的合理价差,当价差被软件定位不合理时,会发出信号。
当然,软件并不总是靠谱。
小伍承认,软件上的各种设定参数也是人设定的,所谓的“合理价差”是根据历史数据得出的结论,“但是市场总是在变化,历史怎么会简单重复呢?因此软件发出的信号只是一种提醒,价差从‘不合理’走向‘更不合理’,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因此,真正做决策时还是需要交易员的判断,准确与否取决于交易员的经验与“盘感”。
而锻炼出这样的经验与“盘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做期货交易的,没有不熬夜做外盘的,不过我们公司也规定,如果做了夜间外盘,第二天白天就不做内盘,保证休息充分。”他向记者透露,如果白天做国内市场,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半,以及下午一点到三点一刻,这期间原则上是不能离开电脑的,“即使想上厕所,也得憋着。”
小武一天会做几十笔交易,具体数量得看套利机会的多少,他说交易员更像一门体力活,适合刚出道的学生。
“老板不常在公司,偶尔会来一下,他以前可能也是做期货交易员出身,但现在公司都交给30多岁的研究总监管理,自己经常在国外待着呢。”他认为,期货私募更像一份适合年轻人的工作。
多样的生存方式
小伍对于自己的公司不愿多谈,因为他知道监管层并未批准商品基金的成立,国内期货私募一直处于“灰色地带”。
“这个市场太鱼龙混杂了,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家期货私募基金存在。”私募排排网杨志为估算了一下,江浙、上海、深圳三地期货私募应在1000家左右。
而由于这一群体并未纳入监管,其存在方式也呈现多样性。
据记者了解,目前期货私募的主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代客理财的炒手,他们往往不成立公司,在期货公司里搞几个房间就成立了团队,业内称之为“期货工作室”;另一种则通过朋友、熟人间甚至海外募集资金,成立投资管理公司,相对而言比较正规。
海证期货研究总监段世华曾与一些期货私募有过接触,他告诉记者,代客理财的模式相对比较简单,只要有几个期货炒手就可组成,而炒手中不乏期货居间人。
所谓期货居间人,是为投资者或期货公司介绍订约或提供订约机会的个人或法人,其作用是在投资者与期货公司订立经纪合同时起媒介作用。
“他们从事的其实是经纪业务,当他们为期货公司介绍客户后,客户日后产生的佣金中将有一部分作为报酬返还他们,我们称之为返佣。”段世华表示。
但是在实际中操作中,居间人往往成为客户的账户受托人进行期货交易。
“把账户交给居间人或者炒盘手,让他们帮你赚钱,一般不像证券阳光私募那样收管理费,而是直接盈利提成,赚了的钱80%算客户的,20%给炒盘的人,而炒盘手往往就是居间人。”一位熟知此道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这意味着居间人既可以从期货公司赚取的返还佣金,也可以利用客户资金进行期货投机以得到相应利润。
但除非是炒盘高手,想要在期货市场获得投资回报并不容易,因此一些水平不高的居间人或操盘手,想的只是赚取期货公司的佣金返还。
“想要赚佣金返还,只要不断地做短期交易就可以了,累计成交金额越大,获得的返佣就越多,但损害的却是委托人的利益。”段世华告诉记者,像这样的代客理财方式在期货业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当然,代客理财的并不一定是居间人,有些就是纯粹的期货操盘手。一些期货公司业务人员在开发客户的时候,对“私募”、“代客理财(即由专人代客户操作)”、“工作室”等等各种名义存在的灰色期货基金的宣传总是不遗余力的,代客理财的短线投机相当活跃,这意味着期货公司将获得更多的经纪业务收入。
期货私募的另一种模式,则是成立投资管理公司,相比代客理财的期货工作室而言,他们的团队人数更多,运营资金数量也更为庞大。
“我们公司的钱,几乎都是自己和朋友的钱,不太愿意接受外面的钱。”上海鸿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军告诉记者。
鸿凯投资的团队规模并不亚于普通的证券阳光私募。
6月8日下午,记者来到鸿凯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繁华地带某写字楼里的办公室。那时离收盘后已有两个小时,林军的分析师团队仍在复盘并讨论接下来的投资策略。
在场的共有7名分析师,而林军告诉记者,还有6个人有事先走了。“我这有十多个期货分析师,每个人分两个品种,分析师下面又有自己的交易团队,谁做得好就给他分更多的仓位。”林军坦言,钱都是自己人的,已经不需要再向外募集。
深圳资深期货私募人士宁金山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2007年年底,宁金山成了深圳感恩在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业内人士称,其公司资金规模已在亿元以上。
宁金山告诉记者,他的资金全部从外部客户募集而来,“基本门槛在500万元以上。”
公司成立后不久,他分别在2008年2月、5月和8月成立感恩3号、1号和2号基金,截至今年6月2日,累计收益率分别已达80%、132%和111%。
宁金山表示,旗下三个基金并不是三个集合账户,而只是代表三种投资风格,比如1号基金是50%投机加50%套利,2号基金是程序化交易,而3号基金为80%套利加20%投机。
“其实还是一种分类账户的管理方式,客户把账户交给我们管理,毕竟期货不太好做集合资金管理。但是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将账户以某种风格进行操作,比如刚开始做期货没多久的,我们就按3号的基金风格操作,套利的比例会高一些。”宁金山告诉记者。
阳光之路探索
虽然规模、业绩都还不错,但宁金山还是希望公司能够像证券阳光私募一样,进行集合账户管理。
“信托平台暂时走不通,我曾想过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让私募基金阳光化。”但是经过一番专业咨询后,宁金山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曲峰告诉记者,以有限合伙人(LP)为例,如若是自然人,将按个人所得税法征税,而如果是公司,将公司框架上征收企业所得税与营业税等各种税种。
“这意味着要吃掉一大块期货投资利润。”宁金山最终选择放弃成立有限合伙企业。
事实上,不只是宁金山,诸多期货私募有阳光化的念头。
“毕竟分类账户太多,虽然能够以拖拉机账户统一操作,但是还是非常麻烦,最好能将资金放到一个账户上进行集合管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期货私募人士表示。
曲峰认为,信托方式是期货私募阳光化并纳入市场监管最佳模式,“证券阳光化私募已经树立了榜样,完全可以成为期货私募的参照。”
而在去年3月,曾有只号称国内首只期货投资领域的信托理财产品会高调亮相,但这只全称“厦门信托——震雷先行者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产品最终被监管层叫停。
“这个产品推出前太高调了,经媒体大肆宣扬,引起了银监会的高度关注,据说会里某司级领导曾对此事亲自过问,后来产品就被叫停了。”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而曲峰告诉记者,期货发信托产品,并不存在法律障碍,“但最终没发出来,可能监管层还是考虑到期货市场的风险较大。”他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