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5日开始,大批私人飞机、包机轰鸣在阿尔卑斯的山谷间。山坳中的瑞士小城达沃斯迎来2500名政要商贾和意见领袖,1月26日至30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即冬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这里召开。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高盛集团总裁Gary-D.Cohn、德意志银行总裁约瑟夫-安科曼;投资大鳄索罗斯、经济学家鲁比尼和斯蒂格利茨等等一长串显赫的名字都将出现在论坛现场。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韦瑞龙对本报记者表示,这届论坛格外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者都回答他们眼中的新形势是什么样的,应该用何种新准则去应对。
在全球权力结构逐渐从西方向东方平衡时,中国代表团不再局限于向与会者介绍中国的现实,也开始在传统由西方主导的议题上发声。证监会主席刘明康将评估全球金融系统风险,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则会建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将参加移动通信未来的讨论。
债务危机占据中心话题
全球领先的关键信息与深度解析提供公司HIS首席经济学家Nariman Behravesh预计今年达沃斯将以“两个结束,以及两个重大实验的开始”为特点。
两个结束分别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如何收场,以及中国在2011年是否能避免经济的硬着陆。“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欧元区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下一阶段的处理方案,即何时将提出债务重组计划”,Nariman Behravesh表示。
去年达沃斯召开期间,希腊债务问题的爆发开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年之后保卫欧元的形势仍然严峻,在对希腊和爱尔兰提供金融救助后,债务危机仍有蔓延危险,其中决定形势的将是西班牙。
欧洲债务危机将再次主导5天的达沃斯议程。“欧元区将是核心,危险在于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以及边缘国家银行系统的命运,两者息息相关”,野村证券投资银行业务联合主管威廉·维里克表示。
欧元区领导人的集体出动,关键人物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德国央行行长韦伯,以及西班牙财长部长萨尔加多等皆会出席,或许对危机应对方案可以有所期待。
与债务危机相关的,还有银行业,尤其是欧洲银行的健康状况。市场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另一担忧,是公共债务危机将引发另一场金融危机,因为大批成员国国债都由地区内的银行持有。在达沃斯期间,政界领导人还得以与大批银行高管进行沟通,摸清其收支表状况。
谈到另一个风险──中国在2011年是否能避免经济的硬着陆,Nariman Behravesh解释称,中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措施是鼓励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贷款,不幸的是,贷款的相当一部分都用于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业的产值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日本在1990年泡沫破灭时的水平”。
此前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风险报告执笔人之一Kristel Van der Elst也警告指出中国在未来几年所面临的最主要风险是资产价格崩盘。
谁人主导达沃斯?
根据Nariman Behravesh的预测,今年达沃斯将会有两个令人瞩目的宏大实验开端,其一是英国式的财政缩减和美国式的扩张财政促进经济,到底哪个选项占优;另一项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2011年伊始,中国就连续推出允许试点内的境内机构以人民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等措施,被外界视为中国政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始。对此Nariman Behravesh认为,这一系列措施似乎显示出中国领导层希望加强人民币的地位,但同时这又与中国政府紧紧控制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决心存在矛盾。
“虽然人民币更加国际化,但想达到美元、欧元、英镑或瑞士法郎那样的地位,还尚需数年。”他说。
韦瑞龙称将达沃斯看作一个思想碰撞的大学,与二十国集团这样的国际机构有本质性的区别,“这里不是政治谈判,各界人群可以更加自由、坦诚地发表意见”。
如何加强全球治理就是另一个需要各种观点碰撞,并且无法离开新兴国家参与的重要话题。在世界经济论坛今年1月12日发布的报告中,世界经济不平衡和全球治理失灵,被列为未来十年的核心风险。
“我们格外希望听到中国如何看待新的形势,以及中国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对全球的新秩序做出贡献”,韦瑞龙表示。
根据数据统计,今年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参会人数再次创下纪录,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军团”的人数规模扩大了5倍,印度则增加了4倍。
至少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达沃斯还被视为“富人的俱乐部”,每年论坛结束后总会存在多多少少的达沃斯共识,就原则性问题达成共识,例如对全球化的推进等等,而美国往往是唯一一个、不受任何挑战的力量。
但今年的达沃斯上,美国奥巴马政府派出的人马相当有限,仅有财长盖特纳和贸易代表荣·柯克领衔;反观新兴国家,南非总统祖马、印尼总统苏西洛、巴西外长和央行行长、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等悉数出席。
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金融监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议程中,余永定、刘明康、张维迎、姜建清等,将与高盛集团和渣打银行总裁、世界银行行长、法国财长部长们平起平坐,分享各自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