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货币经济学的两位先驱——费希尔(Irving Fisher)和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曾苦心孤诣地探索一套可以防止收入和财富被不合理分配的货币制度。他们把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ts)看作对社会公平的损害，进而是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一个威胁。
费希尔和维克塞尔认为，只要物价水平稳定就足以预防分配效应。他们错了。100年后，货币经济学早已不记得他们的忧虑，却仍然继承着他们的谬误。例如：
美联储正在以接近零的利率向银行供应联邦储备。鼓励放贷的效果并不明显，银行却能以3%~4%的收益率购买国债。
美联储的政策把付给储户的利率压低到不足1%。与此同时，银行以15倍于其资本金的杠杆，用美联储的钱(零成本)和储户的钱(接近零成本)购买国债，赚得盆满钵满。
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好日子又回来了，他们又可以去领高额奖金，而且还心安理得——他们有干这种勾当的本事，理应获此奖赏。实际上，他们的奖金是对纳税人和储户的盘剥，而且往往是些没什么别的途径存放养老金的中老年储户。
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已经变成了“仙人摘豆”的骗钱把戏，公众根本看不懂钱怎么就从输家的口袋流进了赢家的腰包。
美国政府不想受到“搞国有化”、“搞社会主义”的指责。所以不能搞债转股，只能直接给银行钱。经济学家们近来纷纷批评，在目前情况下，零利率这个下限是政策效果的妨碍。这真是皇帝不急急太监。既然决心补贴大银行，何妨花钱让它们接受友好的美联储提供的联邦储备金呢？
在这方面，现行政策倒是不无效果。只要房产没有“沉没”，房主往往能以5%左右甚至更低的长期利率获得再融资。
金融崩溃总是暴露出一个社会对经济价值的大规模集体性误判。由此造成的意外亏损必须首先得到清理，经济才能恢复正常。崩溃的过程总是无序的，所以不能把清理的任务交给市场和破产法庭。在最近这场危机中，这么做只会导致另一次大萧条。
这就意味着，必须靠政治抉择来决定，谁为集体误判承担损失。这种抉择当然很难。但拖延时间只会无限期延长经济低迷的状态，就像日本最近20年的教训所表明的那样。当前上演的“仙人摘豆”实际上是想靠“瞒天过海”来解决谁来埋单的问题。
如果美国经历几年的缓慢通缩，利率回归会被大大延后。当前，巨大的通缩压力是靠同样强力的通胀政策硬控制着的。一旦美国逃脱“日本病”的命运，美联储迟早得加息，以遏制通胀或捍卫美元。
最近20到30年里，央行独立于政治的观念被学院派经济学家广为接受，自然也受到中央银行家的衷心拥护。在最近的这场危机中，这种独立性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不过，央行是很想重建其独立性的。
然而，央行独立性这个学说，是以货币政策不会产生分配效应这个假设为前提的。一旦人们认识到，货币政策同样摆脱不了分配效应这个副产品，那么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央行独立性学说就会变得难以辩护。插图/刘飞
| 
【